《国富国穷》：大自然的不平等
- 作者/(美)兰德斯
- 翻译/门洪华
地理学处境艰难。在小学读书时，我就要阅读地和观察地图，甚至凭借记忆把它们描绘出来。早在“多元文化主义”一词被创造出来以前，我们就通过学习了解到了陌生的地方、未曾接触过的民族和奇特的风俗习惯。同时，在更高得多的层次上，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学派林立。在法国，任何人在研究地区历史以前，必须首先弄明白生活和社会活动的物质条件，以备研究之用。在美国，埃尔斯沃思·亨廷顿及其门徒研究了地理特别是气候影响人类发展的途径。
尽管亨廷顿的研究有独到之处，而且非常有用，但他却使地理学得到了坏名声。他走得太远了。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联系给他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刻，以至于他把自然影响乃至文化影响都归因于地理。最终，他按照气候的差别划分文明的高下，并且将最佳文明——即他认为是最好的文明——归因于有利的气候。亨廷顿在耶鲁大学任教，所以他认为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气候是世界上最清爽宜人的，这并非巧合。真是幸运儿。他认为，自此以下，境况逐渐下降，而有色人种所在地区则接近于最底层或处于最底层。
然而，在表述这些观点时，亨廷顿不过是在回应着伦理地理学的传统。哲学家很容易把自然环境与人类气质联系起来(以及冷热之间、冷静沉思和热情洋溢之间的明显对比)。19世纪人类学的初期研究假定，地理影响着美德与智慧的分布，而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本人所在的群体则是美德与智慧的最富集之处。今天看来，事情有时却是另一番情景，非洲裔美国人的神话制造者认为“太阳人”是快乐的和富有创造力的，而“冰人”则是冷酷和没有人性。在喜欢用人种学的观点确定行为与性格的知识界，这种自得的分析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人们越来越理智、并反对令人讨厌的群体对比时，这种分析方法失去了信誉，不再被人们接受。地理学也跟着倒了霉。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时，除因之而被解雇者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随之，一系列名校——密歇根大学、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也取消了地理系，同样也未遭遇严重抗议。以上做法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是史无前例的，确实反映了地理学领域的学术弱点:缺乏理论根基，包罗万象的机会主义(婉转而言是普遍的开放主义)，人文地理学特有的“轻易”。然而，这些批评背后，隐含着对某些结果的不满。地理学沾上了种族主义的痕迹，人们惟恐避之不及。
然而，如果“种族主义”意味着个人行为举止与群体——特别是某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群体——成员身份的好坏联系，那么，没有任何学科或课题比地理学更少有种族主义特色。因为，我们关注的这一学科是研究环境的影响，并不探讨群体引起的特征。气温、降水量及其时间分布或者地形，这些都是自然现象，不应有人因之而受到赞扬或谴责。
尽管如此，地理学仍然散发着异端邪说的气味。这是为什么?其他学科也曾经传播胡言蜚语，或夸大其词，但并未受到如此的藐视和毁谤，也许那仅仅源于疏忽!我个人以为，地理学虽然不该声誉受损，却也丧失了声誉，这是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它告诉我们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真理，即: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像我们这样的文明有着追求优胜的动力，并不希望自己的愿望被挫败，不赞成令人气馁的言辞。然而，在地理学中，这种字眼俯拾皆是。
简言之，地理学带给人们的是坏消息，而人人都知道，报坏消息者会有什么遭遇。正如一位从事实践工作的人所言:“与其他学科不同……研究者要为结果负责。就像有人希望在阳光普照的时候到海滩上去，天气预报员若没有准确预报太阳是否出现，即应负责一样。”
然而，我们并非否定一切的智者。从关于产值和人均收入的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出，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正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研究农业经济时所说，“(如果)把赤道南北两三千英里宽的地带隔开，就会发现，这一地带内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这里生活水平低，人们的寿命短暂。”保罗·斯特里滕简略提到人们直觉地反对坏消息的态度:
或许最突出的一个事实是，不发达国家大都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在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之间。新近的著书立说者多半粉饰这一事实，他们认为这多是偶然因素所致。它反映了我们在研究发展问题时持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的偏见，不愿意承认今日穷国所面临的基础条件与较富国家工业化前时期的环境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别。
确实，地理只是起作用的因素之一。有些学者还抱怨技术和发展了技术的富国，谴责说：正是技术和富国发明了适合温带的方法，导致富有潜力的热带沃土处于休耕状态。另一些学者则谴责殖民列强使赤道社会陷人混乱，从而丧失了对环境的控制。例如，奴隶贸易导致大批人口流失，大片地区荒无人烟，回复为丛林，从而导致采采蝇泛滥和锥虫病(睡眠症)流行。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学者宁愿采取沉默姿态。
我们必须避免简单化。历史学家不能为了取悦当今而抹杀或改写历史;而经济学家若提出不论早晚所有国家都会发展的假设，就必须随时准备面对错误带来的难堪。在当今热带医学和高科技的时代，不管一个人如何评述地理限制作用的下降，它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虽然昔日的作用更大。世界从来不是公平的竞技场，无论做什么都要付出代价。
我们将先谈环境简单而直接的影响，而后论述较为复杂和间接的联系。首先从气候谈起。世界的温度和温度模式多种多样，反映出所在位置、海拔和阳光倾斜度的不同。这些不同直接影响了所有生物的活动规律：在北半球的寒冬，许多动物只得蜷伏冬眠；在炎热、寸草不生的沙漠，蜥蜴和蛇则在岩石或地表下纳凉(这正是许多沙漠动物是爬虫的原因：爬虫可以爬行)。人类倾向于避免极端。他们经过沙漠但并不停留；所以阿拉伯沙漠中有“无人区”。从理性上说，人类对因难有厌弃的倾向。只有贪婪——寻找和开发金矿和石油——和科学探究的任务能使人类克服这一倾向，并证明有必要付出代价。
总体而言，炎热带来的不适大于寒冷。”我们都知道关于太阳和风的寓言。为对付寒冷，人们穿上衣服，建立或寻找住所，生火取暖。这些技艺可追溯到几万年以前，说明了人类从非洲发源地散布到气候较寒冷地区的最初状况。热则是另一番情景。人体肌肉活动产生能量，其中的3/4以热能的方式体现出来。就像机器或马达一样，人体必须把热释放出来，才能保持适宜的温度。遗憾的是，人类少有这样的生物器官。排汗是最重要的方式，尤其在迅速蒸发的时候。潮湿、“汗湿”的气候减少了出汗的降温效果——除非有仆人或奴隶在一旁给你扇风，加快蒸发速度。自己扇风可能有些心理作用，但身体运动产生的热量降低了实际的清凉效果。这是一条自然法则: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技术术语称之为能量和质量守恒定律。减少这种浪费的最简便方法是不产生热量，或者说静止不动。故而，人类有一种社会化适应方式：午睡，即让人们在中午的热度下不活动。在英国的印度殖民地，有这样一句谚语：只有疯狗和英国人在中午的骄阳下外出。当地人明白得多。
奴隶制可以使他人从事繁重的工作。从历史上讲，奴隶制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相关并非意外的巧合。”按照性别分工也是一样；特别在温带地区，妇女在农田干活、操持家务；男子则专事狩猎和战争，在现代则喝咖啡、玩纸牌、开车兜风。其目标是将工作和痛苦转嫁给不能说不的人。
对炎热的最终解决办法是空调。但是，空调出现得非常之晚，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在这之前，空调只安装在美国的影院、医疗所、牙科所以及要人(如五角大楼的要员)的办公处。空调使美国南方各州的经济繁荣得以实现。没有它，亚特兰大、休斯敦、新奥尔良等城市也许还是昏昏欲睡的小镇。然而，空气冷却法是一项耗资巨大的技术，世界上大多数穷人负担不起。而且，它不过是把热量从幸运者那里转嫁给不幸的人罢了。这需要能量的消耗，在生产和使用中产生热量(有所得必有所失)，从而提高了未能冷却的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只要走近空调的废气出口，就知道我所言非虚。当然，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并不曾有空调，它不过是新近的产物。因此，热带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相应地下降了。”
（这只是总体而言。如果有条件——适宜的衣着、住房，人们在冬季很容易过着温暖的生活。18世纪下半叶，法国旅行家福加·德·圣福德评论到，在冬季，英国农民因为有煤炭取暖，所以生活得非常舒适；而法国农民则蜷缩在床上，迫不得已的慵懒使他们愈加贫穷。“在欧洲人的殖民地内，甘蔗都由黑奴栽种。生长在温带的欧洲人的体格，据说不能在西印度炎日下从事挖土动.” 见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V,ch. 7, Part 2(本译文引自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15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译注)。
以上就气候的直接影响做了论述。热，特别是全年炎热，有着更有害的后果：它鼓励与人为敌的生命形式的散布。温度升高则害虫云集，昆虫体内寄生虫的成熟和繁殖更为迅速。结果，疾病传播更为迅捷，对抗相应防治措施的免疫力随之提高。繁殖速率是流行疾病危险的关键因素:速率1意味着疾病是稳定种新疾病取代一种旧病。像腮腺炎和白喉这样的传染疾病，其最大传播的速率为8；疟疾的最大传播速率为90。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由害虫引起的疾病非常猖獗”。且不管诗人如何评判冬季，冬天是人类的好朋友：寂静的白色杀手，害虫和寄生虫的天敌，毒虫的清洁剂。
热带国家——除去较高纬度的以外——不知霜冻为何物;最寒冷月份的平均温度高于摄氏18度。结果，热带成为生物活动的蜂房，其中许多生物对人类非常有害。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南面的地区威胁着所有在那儿生活的和经过那里的人们。新国家的出现及其征募军队的新兵体格检查，才使我们开始了解问题的范围。比如，我们现今知道，许多人体内潜伏着多种而不是一种寄生虫;所以有人病得不能工作，身体状况持续恶化。
以下举一两个例证，以表明现状如何严峻。
非洲和亚洲的温暖水域里，不管是运河、水塘还是溪流，都生活着许多蜗牛，其体内附着裂体吸虫(血吸虫)，可在水里繁殖数以千计的微小幼虫，通过咬、抓等方式撕破哺乳动物的皮肤而进入其体内。一旦幼虫舒适地寄居在哺乳动物的血脉里，它就会长大成虫并进行交配，母虫排泄数千个带刺的卵——这些刺保证虫卵不被排出体外。这些虫卵会随血液流向肝脏和肠，并破坏所到之处的组织。他们对器官的影响可想而知:它们损毁肝脏，导致肠出血，造成致癌损害，并不是所有的人赞同以上观点，参见Blaut，The Colonizer’s Model，第70页。布劳特认为，显然，“许多情形包括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人们有时间适应热带环境，那么各种人都可以在热带有效地工作。”布劳特反对自然利益分布不均的概念。
妨碍消化和排泄。受害者经常发寒发烧、忽冷忽热，浑身疼痛，无法工作，并且身体虚弱，容易受到其他寄生虫的袭击或感染其他疾病。所以，常常难以确诊是哪一种疾病要了他的命。
我们将该瘟疫称为蜗牛热，肝蛭，或按医学术语称之为血吸虫病，或比尔哈茨亚病，因1852年内科医生比尔哈茨亚发现该病源于血吸虫而得名。该疾病在非洲热带地区尤为流行，并殃及整个非洲大陆，以及亚洲和南美洲亚热带地区。它对在水中干活的人一-如种植水稻的人危害尤甚。最近几十年来，医学提出了一些可以部分地防治此病的办法，可是这些杀虫剂的破坏性极大，使得防治几乎和疾病一样糟糕。用化学杀剂杀死蜗牛的办法也是如此：灭螺剂杀死了蜗牛，但也杀死了水中的鱼。一年的所得被随后的损失所抵消:血吸虫病依然缠着我们。并且，它曾一度变得更为致命。
更为人知的另一类疾病是锥虫病——包括那加那病(牲畜锥虫病)、昏睡症和南美洲发现的恰加斯氏病等。这些疾病由锥体虫所致。锥体虫是一种寄生性原生物，因其体形似锥而得名，该虫钻孔打洞，危害性极大。锥体虫同样是“一种狡诈的野兽，有改变自身抗原的特异功能”。我们已知有百余种锥体虫，实际也许有千余种。有时你看得见它，有时你根本看不见。由于无法发现它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无法抵御它们的侵袭。抵抗这些疾病的唯一希望是，药剂——尚处于实验阶段-和向传病媒介开战。
非洲锥虫病的传病媒介是采采蝇，一种肮脏的小飞虫，如果不能吸食哺乳动物的鲜血，它将干瘪而死。即使在今天，尽管已经有了有效的药剂，这种飞虫仍然大量繁殖，使得牲畜无法在非洲热带的大片地区生存。人类生存也很艰难。在热带医学和药理学出现以前，整个地区的经济曾被这种灾害所破坏:家畜养殖和运输都不可能；只有价值高、体积小的货物才可运输，而且只能人工搬运。不消说，没有人自愿做这种工作。人们在奴隶制度中找到了解决办法，而奴隶制本身是一种容易上瘾的瘟疫，使得非洲大陆的许多地区陷人无休无止的掠夺和动荡中。所有这些因素阻碍了部落之间的贸易和交流，使得依靠外来食物的城市生活几乎无法维系下去。能够促进文化和技术进步的交流因而姗姗来迟(表1.1列举出关于热带和亚热带疾病的资料)。
显然，医学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医学的作用几乎可以追溯到欧洲人开始在非洲大陆上出现之时。当然，在早期的年代里，医生尽管心存善意，但由于无知，造成的危害大于好作用。但是，他们确实使人们免除了痛苦。直到19世纪下半叶，病菌学说才为指导性研究、有效地预防和治疗疾病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医生依靠臆测、经验和想象诊断疾病。所幸的是，这些方法并非偶然得来。它们侧重于观察和现实的原则一-只要你见到了我所看到的，你就可以相信你所见到的-补偿了因不理解而可能造成的失误。
我们以全球最大的人类杀手疟疾为例。在发现病菌之前，医生把发烧归因于沼泽瘴气——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从近似的现象推断出来并非全无道理。所以，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被疾病带来的损失吓坏了，他们组织人排干沼泽，祛除瘴气(疟疾)。这些措施也许对空气清洁有些益处，或许没有一点作用，但却驱杀了蚊子。从1846一1848年和1862一1866年两个时期的比较可以看出，该地军人的疟疾死亡率下降了61%;从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发病率下降的幅度更大。而且，这些措施产生了有益的副作用。我们并未得到有关平民的统计资料，但不管是当地人还是法国殖民者，他们的健康状况肯定有了改善。不论你如何评价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采取的政策和行动，他们确实使得数百万阿尔及利亚人寿命得以延长，生活得更健康(某些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也许会回答说，抽干沼泽给欧洲殖民者增加了可用的土地)。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所作所为表明，改善环境是有所收益的:预防得病与得病后进行治疗相比，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在过去的百年间，医学和公共卫生学一起，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热带和贫穷国家的人均寿命已经与那些自然条件良好、富裕的国家逐渐趋同。1992年，一个出生在低收入国家(除中国和印度外共计10亿人口以上)的婴儿可以活到56岁，而一个出生在富国(人口8.28亿)的婴儿可望活到77岁。这个差距(37.5%)并不小，但与以前相比却小得多，而且会更小，因为穷国将变得较富，而富国人均寿命的增加会达到生物学限度，富裕也带来了环境疾病。其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步是婴幼儿(1周岁以下)的看护:最贫穷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从1965年的146%。(中国和印度为114%)，下降至1992年的91%o(印度为79%，中国为31%)。该数字与富国的差距依然是明显的：同一时期，富国的婴儿死亡率下降幅度更大，从25%o降至7%o。但是，富国的婴儿死亡率不会再有大幅度的下降了。以上这些并不表明，我们可以就此心满意足了。现代医学可以保证婴儿存活、人类长寿，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身体健康。
确实，从统计数字上看，死亡率和疾病率是矛盾的。死人并不总是统计为病人。一位调查美国烟草行业的专家满脸严肃地争论道，如果从烟民预期寿命缩短这一点出发，对吸烟严重危害健康的估计应降低。当他这样争辩时，他也暗示了这一点。反之，对热带地区来说，抗生素、预防注射和接种疫苗拯救了人们的生命，但却使他们在病中挣扎求生。热带医学这一专门学科的存在，恰恰说明了问题的性质。该研究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在科研人员、当地病人和各种帝国主义者中间，其代价也是高昂的。
此外，疾病预防花费巨大，治疗则需要长期的药物控制，当地没有相应的设备，病人在使用方面也比较困难。1990年，大多数热带疾病患者生活在人均年收入400美元以下的国家，他们政府在卫生保健上的开支人均不足4美元。据说，制药公司每开发一种药剂或疫苗并将之投人市场，需要耗资一亿美元。显然，制药公司并不愿意迎合这类穷消费者的需要。即使在富国，医疗的费用也可能超过病人自身的负担能力和医疗保险的承受限度。例如，最近对艾滋病的治疗要每年花费10000到15000美元，直到寿终为止——对第三世界的病人来说，这是一笔不敢想象的花费。
最后，地方习惯和风俗可能会促进疾病的蔓延，并阻挠医疗。疾病差不多是由人类行为的方式所造成的，治疗疾病不仅需要医疗，而且需要习惯的转变。这正是问题之所在：打针吃药容易，改变生活方式难。看一下非洲的艾滋病吧。跟其他地方形成对照的是，这种疾病在非洲的传染对男女一视同仁，多由异性接触滋生。传染病专家仍在寻找答案，已经被提到的因素有：男性杂交的传播；把肛交作为控制生育的技术手段；女性割阴蒂以防止性交欲望和快感，却造成长期创伤。严格来讲，这些问题都非医学所能解决，所以医生所做的不过是减少患者的痛苦、延缓死亡的到来。考虑到这些社会的贫穷，他们能做的并不多除物质条件的限制外，现代医学还必须考虑到意识形态和宗教的阻碍–这种阻碍随处可见，但贫穷、技术落后的社会尤甚。人们宁愿相信江湖秘方和祈祷神灵保佑，也不愿接受外国的、不信神灵的治疗。信奉科学的西方人将这些做法一概斥为迷信和无知。然而，这些做法也许会带来身心的解脱，而且土产药剂或许不那么纯净和浓缩，有时却真管用。现代科学家和医药公司不惜花费重金研究奇特药品的价值，其原因正在于此。
土著医学的经验主义疗法有时成功，加上人们对殖民主义的愤恨以及对本地文化的感情(更不消说旧派医生的特权利益)，这几个因素结合起来，引起对热带(现代)医学的政治和人类学上的批判，以及——且不管如何谨慎对“替代”疗法的维护。这一派观点认为，热带医学对非洲过分傲慢，蔑视当地人的医疗方法，所作所为少于他们应该做到的。而且，欧洲划定的边界和欧洲式的商业化农业毁灭了阻碍疾病传播媒介(臭虫、寄生虫等)的传统屏障。即使公共卫生“完美理智的”方法也会伤害当地人的感情，体格检查和预防或许被认为是有损尊严和盘剥。
水是另一个问题。总体而言，热带地区降水充足，但降水时间往往没有规律、无法预测，且大雨倾盆，雨落如注，多为暴雨。平均计算降水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里的降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每年、每季乃至每天都有所不同。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90%的降水是时速25毫米的暴风雨，一个小时的降水(25毫米)等于伦敦郊区皇家植物园平均半个月的降水。爪哇的降雨更为急迫，全年降水1/4的时速为60毫米。
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丛林和雨林杂生，种植颇为不易:这些物种多样的宝库滋养着各种生物，却偏偏不利于人及其有限的农作物。结果，人和自然都是这场战争的失败者。人们试图砍伐价值连城的树木，从而导致乱砍乱伐和大量浪费。而且，丛林枝繁叶茂对种植极为不利。砍了丛林种植农作物，炙热的阳光直射而下，因为都没有枝叶的阻隔，倾盆大雨冲走了土壤的营养成分，造成新的荒芜。如果土质是黏质，富含铁铝氧化物，暴雨和阳光将在地表烘焙出铁甲般的硬层。这些土地种植两三年后，将被迫永久休耕。新开垦出来的土地很快就荒芜了，不久藤蔓和卷须爬满了住宅和寺院，窒息了一切。城镇也因此不能兴盛，因为它依赖周围地区的食品供应。现在，非洲的城市化经常杂乱无章，严重依赖国外的食品进口。
另一个极端的变化是，干渴的土地变为沙漠，沙漠的沙尘成为难以平息的侵略者，吞噬着沙漠边缘的肥土沃地。1970年前后，撒哈拉沙漠以每小时18英尺(地理学上称为一“驰”)的速度向萨赫勒地区推进。荒野的扩张是所有半干燥气候存在的一个问题：美国的大平原(记得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的俄亥俄流动农工吗？以色列的内盖夫以及约旦河东岸、西西伯利亚都有所体现。由于降水较少，这里的农作物死于缺水，表土被风吹走。在温带地区，当雨水降下来的时候，农作物又活了过来;但热带和亚热带沙漠就没有这样宽厚了。解决降水不规律的办法在于水的储存和浇灌，但这在蒸发速度极高的地区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在印度的阿格拉地区，一年之中，降水超过农业当时需要的时间只有两个月，而这两个月中存留在泥土里的水仅仅三周就会蒸发殆尽。
人类聚居区和文明沿江河而布，并非偶然，因为江河集中了全流域的流水和每年沉积的沃土：如尼罗河、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些古代文明的中心是最早的营养聚居地——尽管《圣经》告诉我们，即使是埃及人也为饥荒而担忧，并非所有的流域都这么慷慨无私。西非的沃尔特河”流域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是大不列颠的一半——但在低水位时，在近人海口处竟成了涓涓细流，流量仅为每秒28立方米，与巅峰水位时的每秒3500一9800立方米形成鲜明对照。沃尔特盆地的旱季处在一年最热、风最大的季节，流水蒸发量之高，实令人沮丧。
再就是灾难——这就是被称为百年一遇的洪水以及每10年一两次的风灾和旱灾。1961至1970年，22个处在“气候恶劣地区”(易淹、易旱和沙漠地区)的国家因飓风、台风、干旱和其他类似的自然灾难损失几达1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同期从世界银行得到的贷款总额，它们几乎根本没有剩余资金用于发展。孟加拉国土地与海平面差不多齐平，容易被水淹没。1970年的飓风使50万孟加拉居民丧命，100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印度多年来致力于实现粮食生产年增长率2%一3%的目标，但是一个恶劣的种植季节就会导致减产15%。甚至对富国而言，这种偶尔突发灾难的代价也是极高的。美国1992年安德鲁飓风以及1993年和1997年中西部的洪水泛滥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证明了这一点。对那些在生存边缘挣扎的人而言，其后果更是残酷无情。如果有摄像机拍摄现场，我们对这些会有所了解；如果没有，谁会听见或看到数百万人被淹和饥饿待毙？如果没有人听见或看到他们的惨象，又有谁会关心呢？恶劣气候下的生活充满了危险、沮丧和残酷。人类所犯的错误，即使出于善心，也会加重大自然的冷酷无情。有时甚至善无善报。毫不奇怪的是，这些地区依然贫穷;许多甚至比以前更穷了；许多广泛宣传的发展项目遭到了惨败(人们早先听说了许多项目，但它们失败后就没有什么回音了)；人们身体健康的提高被新病的出现和旧病的复发所抵消。
非洲国家与这些灾难的斗争尤为艰苦。尽管它们取得了重大进步，有关死亡率和寿命长短的资料表明，非洲的发病率依然很高，人们营养不足，饥荒连着饥荒，劳动生产率很低。人们一度能够填饱肚子，现今这一点都做不到了。外国援助大多是粮援。那里的人民只开发了部分潜力，政府也无能为力。就非洲沉重的自然负担而言，非洲人民做到像现在这样，已经是令人惊奇了。
然而，认为地理决定了一切是错误的。其重要性可以降低或规避，尽管要付出代价。科学和技术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我们所知越多，就越能够预防疾病、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显然，我们今天可做的多于昨天，对热带地区的预测也好于以前。但与此同时，对于这方面的进步还需要警觉和关注。我们在观察问题时，必须取下玫瑰色眼镜，忽视或将问题排除在外，不能消除问题的存在，也不能对我们解决问题有所裨益。
“温带气候总能使我受到鼓舞和精力充沛”，因为人与人不同，个人经验可能会产生误导。一个人的痛苦是另一个人的幸福。然而，热量消耗定律适用于所有人，没有人能在炎热、潮湿的环境条件下干劲十足。以下是一名孟加拉外交官回忆他本人和他的同胞访问温带地区时的感受:
“在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加纳这样的国家，我总是稍一用力或用脑就感到四肢乏力，而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不管长时间坐在案前，还是短途旅行，温带气候总能使我受到鼓舞和精力充沛。据我所知，所有访问过温带国家的热带居民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也曾看到数百个从温带来到热带的人不在空调室的时候，活力荡然无存、筋疲力尽的样子。
“我看到，在印度和其他热带国家，农民、工人、实际上所有的体力劳动者和机关工作者工作节奏非常之慢，经常休息很长时间。而在温带，同样的人的工作节奏非常之快，并且他们浑身充满了活力，很少休息。我从个人和其他访问过温带国家的热带居民的经历认识到，热带和温带的工作精力与效率存在着如此奇特的差别，绝非全部或主要因为营养水准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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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富国穷/(美)兰德斯(Landes，D.S.)著；门洪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