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资本主义的“精神”

文/小小困惑

小惑从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文译本中第4页至17页、第22页至33页节选一部分内容分享给大家。以此纪念韦伯逝世100周年。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堪称最知名的作品之一。甚至在学术圈外，也有许多人知晓它的大名。在经济、宗教、历史甚至政治研究领域，它都有着极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力。但这“影响力”，绝非意指众口一辞的称道追随。相反，自它面世之日起，就引发了无穷的争论和批评。同时代德国的学者和宗教界人士，少有人支持韦伯持有的“资本主义精神”观点与其对宗教根源的解释。

韦伯给“资本主义”冠以“精神”之名，正如他在本书第1卷第2章的开头所言，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一方面，自马克思以降，许多资本主义的解释者都将资本主义斥为贪婪、狡诈与奢侈的渊薮，最好也不过是无精神的功利算计。另一方面，“精神”的概念在德国思想传统中堪称“高贵”。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到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引论》，“精神”无不表达的是社会与历史中具有统领意义、引人接近神圣之境的崇高文化意涵。正如韦伯所言，德国文化精神面对现代潮流，背过身去拒绝合作，不愿参与建设新的社会，正反映了“资本主义”与“精神”之间的矛盾。韦伯的勇气就在于他清楚地看到，如果只是被动地容忍资本主义，在理念与实践中都抱着认定它邪恶的态度，那就无法真正超越它的恶。如果用国家代替一切私人企业，将国家当成公司来经营，再怎么用意识形态来粉饰，也只是拿表面的精神亢奋来掩盖真正的贫瘠和虚无，沦落为肤浅功利的幸福观和私下的蝇营狗苟而已。这才是“资本主义”对“精神”的腐蚀。真正的出路在于，能否用“精神”真正驾驭“资本主义”，令机械化的经营计算重受伦理的驾驭，服从人格的支配，令其重获灵魂。这正是为什么韦伯要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序言”中一反寻常地指出，无止境的营利欲绝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反倒是对这种非理性冲动的抑制与调节。证明资本主义也可以有“精神”，正是韦伯要在这部著作里完成的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资本主义的“精神”

在这篇论文的标题里使用了似乎有些崇高的概念：“资本主义的精神”。对于此概念到底该做何理解呢？当我们尝试给它一个“定义”时，马上就面临到存在于研究目的里的某些困难。

终极的概念掌握并不在于研究的开端，而必定是在研究的结尾；换言之，我们此处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最佳定式表述，必定会在探讨的过程中作为其主要的成果显露出来……依此，结果便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是本质性的东西，既不能也完全没有必要被当作是唯一可能的理解。此乃根源于“历史概念形成”的本质，在方法上，其目的并不是要把历史真实嵌插在抽象的类别概念里，而是要在往往无可避免各具独特色彩的具体发生关联里，致力整理出历史真实的面目。

以此，如果要明白确定我们正试图分析且做历史说明的这个对象，那么重点就不在于对它做出概念性的定义，而是首先至少要对我们此处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预做一番举例说明。

“记住，时间就是金钱。一个每天能靠自己的劳动赚取十先令的人，如果有半天在闲逛或懒在家里，那么即使他只花了六便士在这休闲上，却不该只计算这项，除此，他实际上还多支出了或毋宁说浪费了五先令。

记住，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将钱存放在我这里超过该交还的日期，那么他等于是把利息或在这期间借着这笔钱我所能赚得的都赠送给我。这总计起来会是相当可观的数目，如果一个人的信用既好又大并且善加利用的话。

记住，金钱天生具有孳生繁衍性。钱能生钱，钱子还能生钱孙，如此生而又生……杀死一头母猪，等于是杀了它所能繁衍的成千上万头猪。毁掉五先令，等于是谋杀了它所能孳生的一切，不知有多少镑。

……

注意，别把手头所拥有的都当成是自己的财产，并依此顺当过活……如果你劳心费神地留意到每一笔收支，那么便会有这样的好结果：你会发现，小小的一丁点花费足以聚积成一大笔数额，也将发觉，本来可以省下多少而将来又可以省多少……”

在这段文章里教训我们的，正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以独特方式所宣告的，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事实上，此处所训诲的不单是生活技术或“贪吝哲学”，而是一种独特的“伦理”，违犯此一伦理，不仅是愚蠢，而且还被视为忘失义务。这里所展现的是一种风格，而就是此一特质吸引了我们。

韦伯正是要指出，富兰克林的经营，恰恰指向的不是个人的享受和占有。实际上，金钱换算只是一种表象。富兰克林在其《自传》中，对于严格自律与勤俭的坚持，对于经营伦理品质的真诚告白，正表明在他的生活中，日常的经营计算不是自利的手段，而是一种具伦理色彩的生活之道的表现。不是为了赚钱享乐而不得不经营计算，而是经营计算本身成为了一种修身实践的方式。不是纵容利己，反倒是持敬克己。

（富兰克林所指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呈现的是一种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样式准则的性格。本文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就是在此种特殊意涵下指称的。当然，这里指的是近代的资本主义。因为，此处所谈的仅止于此种西欧—美国的资本主义，这自然是由于提问的方式使然。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与中世纪，都曾有过“资本主义”。然而，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全都欠缺那种独特的风格。

资本主义精神，就我们至此对这概念加以掌握的意义而言，必得与一整个敌对势力的世界历经一番艰苦的斗争方得卓然挺立。前引富兰克林的讲述所表达出来的精神，赢取了一整个世代人的称赏，然而若在古代及中世纪，这会被贬斥为卑污贪婪、毫不自尊自重的表现，如同现今所有那些未被卷入或不适于近代特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群体一般所持的看法……借着赚钱以充实自我利益的绝对肆无忌惮之普遍横行支配，是市民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西方判准的评量下，仍属“落后”的那些国家的固有特色。如同任何工厂业主所知的，这些国家的劳动者之缺乏“自觉”，像是意大利较之于德国，乃是其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仍是。资本主义无法雇用那些毫无纪律的“随心所欲”者来作劳动者，而且正如我们从富兰克林那儿所学到的，言行举止一贯厚颜无忌的商人也同样无法为资本主义所用……我们将会看到，那些毫无保留地一意以贪财为动力、就像“为利扬帆赴地狱，哪怕炼火灼尽帆”的荷兰船长那样的人，绝不是让近代特有的资本主义“精神”滋长成群体现象的那种心志的代表。

“营利”、“追求利得”、追求金钱以及尽可能聚集更多的钱财，就其本身而言，与资本主义完全无涉。这种汲汲营营，无论过去或现在，皆可见之于侍者、医生、车夫、艺术家、娼妓、贪官、军人、盗匪、十字军士兵、赌徒以及乞丐——或者可以说：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苟有客观机会可以牟利，则此一现象即可见诸“各式各样的人士之间”。无止境的营利欲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加不是其“精神”所在。反之，资本主义恰倒可以等同于此种非理性冲动的抑制，或者至少是加以理性的调节。总之，资本主义不外乎以持续不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来追求利得，追求一再增新的利得，也就是追求“收益性”。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在整个经济已完成资本主义秩序化的情境里，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若不以利得机会的确保为其行动方针，则注定要失败。现在且让我们先下一个较通常所用者更为精确的定义。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首先应该是指：基于利用交易机会而追求利得的行为，亦即基于（形式上）和平的营利机会。其次，在理性地追求资本主义营利之处，相应的行为是以资本计算为取向。换言之，行为的进行次第是：有计划地运用作为营利手段的财货或个人劳务，以期在个别企业最后决算的损益平衡表上，最终收取额能够超过“资本”，也就是超过用来交易营利的物质手段在损益平衡表上估算出来的价值。例如在康曼达，期初的平衡表可用来确定所投入的财货之应当受投资当事人承认的货币价值；决算的平衡表则可用来估算盈亏，据以分配红利或分摊损失；只要其运转是合理的，则在康曼达企业之合伙者间每一个别交易皆以计算为基础。

“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的”企业，甚至某一程度的资本计算的理性化，根据我们所知的经济文献，确曾存在于世上所有的文化国度：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古代地中海、西洋中古以及近代。而且这些企业并不都只是各自孤立的企业，也有完全按不断更新的资本主义个别企业来规整的经济活动与持久的“经营”。总之，资本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家（不管是临时性还是持续的），都是自古即有且极为普遍的现象。

然而，西方世界却赋予了资本主义他处未曾有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西方世界发展出了他处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的种类、形式与方向。世界各处皆曾有商人：批发商、零售商、住商及行商；有各种各样的放贷者，以及具备多种功能的银行；海外贸易贷款、康曼达、有限连带责任的公司与组合，曾经非常普遍，甚至采取持续经营的形式……这种企业人物，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冒险家，全世界各地都有……即使在西方当今，公司创办人、大投机者、殖民者及现代金融家的资本主义，就连在平时，也还有上述的烙印，尤其是专以战争为取向的资本主义活动就更加显著……然后，除此之外，西方在近代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是世界其他地区所未曾发展出来的一种；即（形式上）自由劳动的理性—资本主义的组织，在其他地区则只有初步萌芽而已……如果没有下列两项重要的发展因素，近代资本主义经营的理性组织恐怕是不会出现的：此即家计与经营的分离，以及与此有密切关联的理性的薄记。做工或者做生意的场所与住家在空间上的分离，也曾见之于他处……然而，较之于近代营利经营所具有的独立性，这些都还只能算是萌芽阶段。

实际上，在上述关于文化特性的一切例子中，问题的核心毕竟是在于西方文化所固有的、特殊形态的“理性主义”。只是，“理性主义”这一名词可以有许多极为不同的解读，这点在接下来的反复讨论中会逐渐明晰起来……经济的理性主义的形成，不仅有赖于理性的技术与理性的法律，亦且（一般而言）也取决于人们采取某种实用—理性的生活方式的能力与性向。一旦这种能力与性向为精神上的障碍所阻挠，则经济上的理性的生活样式亦将遭遇到严重的内在阻力。

小结

韦伯定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概念：基于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而建立的市民经营的资本主义。它由以下几方面要素共同构成：以交易的方式，实现形式上和平的营利机会；以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为基础的理性组织；依赖于西方科学技术精确理性的可计算性；法律与行政的理性结构。但韦伯更为关注的，是人们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和实践方式，来进行资本主义的经营，也就是其“精神”方面的因素。什么样的伦理人格与品质、社会组织和共同体，能够真正驾驭资本主义。韦伯清醒地看到，现代社会能依靠的根本，既不是满足大众的物质欲望，也不是运用国家机器，将人当成抽象的数字来治理。真正的关键在于，民众能不能提升到具备普遍伦理品质的层次，拥有现代人正当的生活之道。这是令资本主义超越贪婪虚伪和麻木不仁而能够有“精神”的根本。那么，将人提升起来的这种超越性的心态，又是从何而来呢？在韦伯看来，根源来自宗教。要令日常的经营计算具有“精神”，转化成对伦理人格和品质的塑造，就必须有更积极主动的心态促进行动。这就使得韦伯转到了其后对加尔文派新教徒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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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德）马克斯·韦伯 著；康乐，简惠美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4

来源：政治学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