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东野圭吾:悬疑的锚点
文/杨雅岚
2026年7月23日,东野圭吾因结肠癌逝世,享年68岁。其创作生涯横跨四十余年,出版作品共计106册(不含合著),是优秀的推理小说家。
当我们谈论推理小说时,东野圭吾的作品可谓列入“入门级”必读清单,有多少千禧年前后出生的青少年,在课堂上偷偷读过《白夜行》?东野圭吾对于日本,甚至是亚洲推理小说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松本清张、江户川乱步等比他资历深的日本小说家,大众普及度略逊一筹;曾经风靡全球的福尔摩斯、波洛、马普尔等推理界IP,则多是欧美作家的产物。这种“大众的”小说定位自然给了创作者双重任务:怎么表达自己,怎么表达自己所处的社会。
所以,东野圭吾采取了本格推理+社会反思的路径。理解他的作品,揭开谜底或许只是入门;人性、生活与社会的“真相”才是他创作与反思的主题。
一、梦想
文学,或许是每个普通人生活中的梦。
1958年2月4日,东野圭吾出生于日本大阪市生野区,其父亲是退伍军人,经营一家金属加工店,母亲是家庭主妇,他有两个姐姐。东野圭吾对“生野区这个生我养我的城市怀有深厚感情”。童年时期的东野圭吾就是普通人,慢慢长大,读书学习,偶尔犯错,为了将来安定的生活努力着。
文学的种子却在不经意间生根发芽。升入大阪府立阪南高中后,东野圭吾读了小峰元的《阿基米德借刀杀人》,从此迷上了推理小说。之后又阅读了松本清张、阿瑟·柯南·道尔等作家的小说,开始尝试自主创作。他的第一篇推理小说名为《智能机器人的警告》,不过未能出版,因为“这本以高中生活为背景的本格推理小说中所触及的深刻社会问题,根本就不是当年的我所能把握的”。他父母对他创作的事情几乎不知情,看到儿子奋笔疾书,还以为他在努力学习。
东野圭吾第一次大学入学考试落榜,复读一年后考入大阪府立大学工学部的电机工程专业。他爱好广泛,除了文学,还看了不少好莱坞电影,加入弓箭部。大学毕业后,东野圭吾进入日本电装公司工作,但他很坦诚,认为自己不是这块料。工作非常枯燥,长期与电子零件接触也让东野圭吾患上较严重的皮肤病。他曾想过转行当教师。某一天,东野圭吾偶然得知江户川乱步奖评选的投稿方式,受到鼓舞,决定一边工作一边创作,“所以,没理由不当小说家”!
他努力写作,踩着DDL提交了投稿作品《人偶之家》,但他自我感觉并不好:“我决定努力五年,如果五次投稿都没有结果的话,就证明自己没有写作天赋。人贵有自知之明,男人应该懂得该放手时就放手。”于是迅速开始后续创作。但《人偶之家》已经体现了他的水平:进入第二轮评选,就差一步进入最终候选名单。外界的认可为东野圭吾提供了往前走的勇气。1985年,《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出版后销量颇高。这是东野圭吾被读者读到的第一部作品。1986年,他辞去了日本电装公司的工作,去往东京,正式开启作家生涯。后面的故事,我们都比较熟悉了,《白夜行》《新参者》《恶意》……他鞭策自己不断创作,不浪费每一瞬的灵感,对作品的影视化也相对包容。人们提到东野圭吾,或许第一印象是《白夜行》,第二印象就是高产。
在生存压力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以写作为志业可能被认为是白日梦。但谁没有在读到惊为天人的文字时,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写出同样水平的文字呢?我在第一次读《红手指》的时候,就曾构思过一个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复仇者的故事,不过后面发现这个故事已经在电影《记住》(Remember)中呈现了。
东野圭吾的写作故事,或者说很多作家的写作故事似乎告诉我们,创作的第一步往往始于一种模仿的冲动以及对文学偶像的敬佩。我们每天都有很多所思所想,如果记录下来,可能是新的开始。无论承不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是“白日梦想家”,区别在于,我们实践了多少。

二、孤岛
东野圭吾成为全职作家不久,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进入平成大萧条时期。古人云:“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下行年代,某些情感价值显得奢侈,孤独成为个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战后日本曾以“公司即家庭”的方式维系着个体与社会的联结:终身雇佣制不仅提供经济保障,更提供一种归属感与身份认同——一个人是“某某株式会社的人”,先于他是谁的儿子、谁的丈夫。当泡沫经济破裂、终身雇佣制逐渐松动,非正规雇佣比例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飞特族”(freeter,自由职业者,特指18至34岁之间失业、半失业或没有全职带薪工作的人,不包括家庭主妇/夫和学生)游离在稳定职业结构之外,这种集体性的身份支撑随之瓦解。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提出,从操作化角度讲,一个社会的自杀率需要被作为“自杀何以可能”去解释,才能通过自杀现象剖析社会症结;因为主观的自杀意愿(即个体“为什么想自杀”)有许多变量需要讨论。他的研究表明,一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越深,ta越不可能自杀。一方面,稳定的社会关系会提供给个体情感的团结,人的一生都需要为尊严和认可而奋斗,情感价值也是不可或缺的人生意义;另一方面,复杂的社会关系带来无法割舍的社会责任,自杀的道德负担会更重。比如,离婚和丧偶会导致自杀率升高,但多子女的离异者或鳏寡者的自杀率较低。现代社会对私人空间的入侵已经无孔不入,同时娱乐在下沉年代的低质化相对严重,孤独状态下的个体处于拧巴的状态:在与人的联结中找不到情感价值,精神世界也濒临崩溃,但却被要求活着。不只是生存意义上的活着,还有对个体价值的承认。高压社会下,个体处于“不能细想”的状态,因为眼前的轨道是不得已的稳妥,但个体不能从中寻找丰盈自我的意义。
这种结构性孤独是东野圭吾笔下人物最常见的底色。《嫌疑人X的献身》里的石神哲哉,本该是数学界的天才,却被困在便当店隔壁的一间出租屋里,靠着做兼职教师维生(这或许是“飞特族”的代表)。他几乎切断了与外部世界有意义的联结,唯一的情感寄托,是透过墙壁窥见邻居母女的日常生活。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分析都市人特有的“矜持”态度——面对信息过载与陌生人社会,都市人发展出一种情感上的自我隔离机制,以此保护自己不被过度的刺激淹没。石神的孤僻正是这种都市心理防御机制被推到极致后的样子:当自我保护变成了唯一的生存策略,人也就彻底沦为了自己的孤岛。
东野圭吾所处的时代是“个体化”加速的时代——传统的家庭、社区、终身雇佣等制度性纽带逐渐失效后,个体被迫独自承担起原本由集体分担的生活风险与人生选择,这是一种“被迫的自由”。2010年,日本NHK纪录片提出“无缘社会”一词,用以描述地缘、血缘、社缘三重纽带同时断裂后,越来越多人在孤独死中悄然离世、多日无人知晓的现实。东野圭吾的小说几乎是对这一社会图景的提前预演。

但东野圭吾不只满足于呈现孤独,更执着于想象孤独的出口。《新参者》里,加贺恭一郎走访人形町的老街坊——豆腐店、钟表铺、和果子屋,每一个店铺主人身上都残留着传统社区那种“社缘”式的人情联结,加贺的侦破过程某种意义上正是在缝合这份即将断裂的“缘”。《解忧杂货店》则更进一步,把浪矢杂货店写成了连接陌生孤独者的中介——素不相识的人们借由一封封跨越时空的信件,重新找回了彼此依存的可能。这或许是东野对“无缘社会”的一次想象性修复:纽带纵然稀薄,也未必彻底断绝。
在东野圭吾的作品中,我们也能看见他对未曾选择的生活的某种期望。《时生》诞生于他跟友人某次围绕孩子的聊天,于是在这部作品里,他以时空交错的方式探索了作品中的“我”与孩子的故事。这是一场对无聊生活的救赎,父亲在完全不合常理的情况下,遇到了未来的儿子,儿子带他解决了身世之谜,帮助他在日本史上最大的隧道火灾事故中幸存。东野圭吾一生无子女,他在这部作品中探讨的是父母与孩子的双向情感关系:父母快乐吗?孩子愿意吗?
《白夜行》展示了孤独的另一种极端——雪穗与亮司终生无法真正信任除彼此之外的任何人,他们之间那条隐秘的联结,是极端个体化时代里唯一残存的“缘”,代价却是与外部世界彻底为敌。这种联结的弱化更容易剖开脆弱的人性:我们越是难以从身边获取情感价值,越会羡慕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越容易走向极端的道路。比如《恶意》中的野野口修,在自己的生活陷入困顿之时,不惜一切毁掉一个正直、成功的作家,以得到某种心理上的安慰。人性如同太阳一样,不能直视,经不起考验。从这个角度讲,充分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规范。

今天,当我们生活在一个独居比例持续攀升、却又被社交媒体二十四小时“连接”着的社会里,东野圭吾笔下这些“孤岛”式的人物,读来竟丝毫没有陌生感。或许这正是他留给我们最沉重的遗产:他没有真的替我们解答孤独,而是替我们描摹出了孤独将会成为的样子。我们也在某种程度上活成拧巴的样子,我们需要联结,但又害怕联结。下行时代的真诚情感比以往更难得:我们无从得知一个人是出于爱,还是工于心计。但是,读东野圭吾的作品,我们也能明显感觉到,对于孤岛般的精神状态,我们不必太过悲观,因为我们终是在社会中的,总会有一两个人与人的互动瞬间,让我们感到还可以活下去,哪怕只是某家便利店的铜锣烧,在带给我们感官体验的同时,也会让我们生发“今天也不错啊”的想法。

三、家庭
如果说“孤岛”是个体与外部社会的断裂,那么家庭可能是另一种更隐蔽的痛苦:发生在血缘内部、被亲情与耻感共同封存起来的畸形依恋。家庭常被想象成温情脉脉的庇护所,但东野圭吾却着重揭示名为“爱”的不得已与压抑。
《红手指》里,前岛昭夫在得知独生子直巳杀害了邻家女童后,没有选择报警,而是与把罪行伪装成患有老年痴呆、已然认不清眼前世界的母亲所为——用一个即将失去记忆、也失去社会评判能力的老人,去为儿子的罪行“顶罪”。这是一个家庭在耻感驱动下的集体共谋。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阐述的“耻感文化”概念,恰能解释这种选择的心理逻辑:比起对错本身,家丑外扬所带来的社会性耻辱,才是这个家庭最恐惧的东西。于是,前岛一家维持着一个表演给邻居、警察、亲戚看的正常家庭前台,而背后是彻底腐坏的畸形关系。对于前岛来说,家庭生活是一场持续的表演,外人的眼光是衡量家庭是否和睦的标尺。
《沉睡的人鱼之家》中的女儿被判定“脑死亡”,母亲薰子却拒绝接受这一判定,借助科技让女儿的身体维持近乎“活着”的状态长达数年。这不只是一个母亲拒绝面对失去的故事,更揭示了“母职”这一社会角色本身的建构性:日本社会长期推崇的“良妻贤母”意识形态,把无限的自我牺牲预设为母亲天然的责任。放弃与坚持都可能不被理解,似乎没有选择是对的。书中,薰子的念想可能只是女儿的非条件反射,是一种相信她还能感知的执着,所以她的动机始终是自己的行为(无论是维持生命体征还是让女儿解脱)能否被人理解。小说也展现了一个更宏观的问题:“死亡”是一个被医学、法律、家庭情感共同协商出来的社会性判断,生与死的界定是什么?
《祈祷落幕时》里,浅居忠雄因早年一场意外杀人,为了不让年幼的女儿背负“杀人犯之女”的污名,选择彻底从女儿的人生里“消失”——隐姓埋名,冒用他人身份,在城市边缘漂泊近三十年,只敢远远地、匿名地关注女儿的成长。晚年,当女儿的事业与感情面临危机、旧案有可能被重新揭开时,他甚至以自己的死亡为女儿伪造出一条完美的不在场证明——用生命的终点,完成对家庭最后一次沉默的守护。这是一个父亲能想到的、唯一“合乎伦理”的解法:用彻底的自我消失,来兑现对家庭的责任。

东野圭吾认为,他写作的一大特征在于注重人物动机。他始终在追问一个问题:当家庭被赋予“必须完美”“必须维系”的社会期待时,这份期待本身是否也在制造着畸形?东亚社会向来推崇“家丑不可外扬”“血浓于水”,这些朴素的伦理直觉背后,潜藏的却是“差序格局”——以血缘和亲疏为半径不断向外扩散的责任结构,使得家庭成员天然地把彼此的过错也纳入自己需要承担的“份内之事”。于是,包庇不是道德败坏,而是这套结构逻辑下几乎必然的选择。
或许很多中国读者能够共情东野圭吾笔下的家庭:强势或(缺席)的父亲、绵里藏针的母亲、被动的孩子……这其中有爱吗?或许吧,父母可能只爱对孩子的期望,爱是有条件的。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们可能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其实从任何人的视角出发,ta都没有错,但个体就是会感到不舒服。人被赋予了太多本我之外的评价,导致家庭成为获取权力快感最快捷的单位。
四、大众
在东野圭吾之前,推理小说在很多读者心里是分裂的两半:一半是本格派,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乃至后来的岛田庄司、绫辻行人,痴迷于诡计本身的精巧,密室、不在场证明、叙述性诡计,读者的乐趣近似解一道优雅的数学题;另一半是社会派,以松本清张为代表,把犯罪还原成社会病灶的症状,诡计退居其次,动机与结构才是重点。这两条路径各自成就了大师,却也各自有短板:本格派容易沦为炫技的游戏,人物单薄如纸片;社会派容易流于说教,读起来像加了对话的调查报告。
东野圭吾对推理文学的贡献在于综合本格派和社会派之所长。《嫌疑人X的献身》的诡计足够精巧到拿下本格推理大奖第一名,但真正让全世界读者记住这本书的,不是那个诡计本身,而是石神这个人——他的孤独、他的绝望、他近乎宗教献祭般的爱。诡计是骨架,社会与人性才是血肉。
东野圭吾也是无数读者的推理文学启蒙。很多人第一次认真读完一整本小说,是因为好奇“到底谁是凶手”,一路读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关心的早已不只是凶手是谁,而是这个凶手为什么会变成凶手。他拥有庞大又年轻的读者基本盘,他笔下那些关于阶层、家庭、耻感、孤独的社会观察,才能够真正抵达普通人的内心。东野圭吾一方面进行文学创新,一方面剖析社会现象,实践了一个作家的使命。文学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
严肃文学负责分析社会问题,通俗文学负责传播社会“病因”。多元的文学形态对读者来说是好事,读者需要深度思考,可以从情节和人物中得到反思;如果读者追求情节刺激,也能从悬疑推理中获得阅读的快乐。我反对某些人说,读东野圭吾很磕碜,你该去读松本清张、阿加莎·克里斯蒂。读东野圭吾,一点也不磕碜,他的创作生涯中,诞生了很优秀的作品,不能因为“畅销”或“大众”,否定他的作品。
逝者已矣,东野圭吾留给我们的,既有阅读的快乐,也有深邃的思考。当然,他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是能够及时自省的人。

时间惯于流逝,过去不可追,未来不可及,我们拥有的每一瞬,既变成过去,也会化为对未来的期待。世界太美好,遗憾的是,普通人终其一生可能只有一种活法;幸运的是,我们还有文学,让我们能拥有对未选择的生活的憧憬,也让我们能表达对现实世界的反思、批判与关怀。
“无论再短促的人生,只要有那么电光石火的瞬间确定自己是活着的,未来就在那里头。我告诉你,未来不只存在于明日,未来是存在心中的;而只要心中有未来,人就是幸福的。”
——《时生》
“坏人也是怕孤独的。”
——《解忧杂货店》
参考文献
- [1] 东野圭吾著,潘璐译:《东野圭吾的最后致意》,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
- [2] 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可夫斯基著,李霞译:《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第八版),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 [3] 东野圭吾《白夜行》《恶意》《红手指》《时生》《解忧杂货店》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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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公众号“政治学的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