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为何缺少变革的动力？

文/苏益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一场罕见的朝野大辩论在长安举行。一方是代表官方立场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僚属，另一方是从各地推举上来的贤良文学。辩论的议题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一直延伸到对匈奴的政策、本末关系、义利之辨。据桓宽《盐铁论》的记录，这场辩论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学术讨论会。这也是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次关于经济思想的朝野大辩论。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后，围绕着他生前推行的各项政策，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以霍光为首的辅政大臣需要借贤良文学之口，为调整政策制造舆论；而桑弘羊作为武帝理财政策的实际操盘手，则必须为自己的理念辩护。一场思想交锋，就这样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谢天佑先生的《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正是以这场辩论为轴心，将秦汉经济思想演变的图景徐徐展开。这本书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书的副标题“兼评自然经济论”，已经透露了作者的问题意识：他关心的不只是秦汉经济政策本身，更是这些政策背后的思想逻辑，以及这套逻辑如何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一、“急政”与“有度”：秦朝骤灭的历史教训

书的引言部分从商鞅、韩非写起。这两位法家代表人物，是秦王朝立国的思想基石。商鞅变法将秦人从以畜牧业为主的综合经济，改造为单一的农业经济，这在当时是巨大的进步。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商鞅、韩非将农业的重要性绝对化了，不仅把农业置于各行各业之上，还把它与工商业对立起来。

谢天佑在书中详细分析了商鞅《垦令》中的二十条措施，发现其核心是一个效率极高的集权政府，执行一系列重农政策，建立一个不流动的社会体制。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工商业被抑制。韩非则将“重农抑商”与反“仁政”结合起来，主张“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拒绝任何济贫扶困的政策。

这套“战时经济思想”，在战争时期确实奏效。但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并没有扬弃这套思想。董仲舒曾说“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徭役征调更是“多而急”。从公元前215年到公元前210年，短短5年间，秦王朝连续征调不下200万到300万人口服役，这在当时总人口约2000万的社会里，意味着每个劳力每年要服120天以上的徭役。

谢天佑将秦王朝的灭亡归为“暴发性”类型。与那些统治200多年才“老死”的王朝不同，秦朝的灭亡如同急病猝死，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没有把握好剥削的“度”。这个“度”的概念，后来成为汉初统治者思考的核心问题。经历秦末农民起义的冲击，刘邦和他的谋臣们开始认真反思：怎样才能避免重蹈亡秦的覆辙？他们的答案是“无为而治”。

所谓“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按制度征调赋税徭役，不影响人们的生产。曹参“举事无所变更，壹遵何之约束”的典故，说明“无为而治”的本质，就是按章办事，不额外加派。惠帝时期修筑长安城的三次征调，都严格限制在农闲时节和“长安六百里内”，役期30天，恰好符合“一月一更”的制度规定。

汉初“轻薄赋”的政策，并非后世所说的“让步”。谢天佑的看法是，封建王朝将剥削率限制在客观条件所允许的“度”内，不仅不会使地主阶级受损，反而能获得更多收益。唐人李翱《平赋书》：“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由是土地大有荒而不耕者……故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来。”因此，文景时期70年间，社会经济从凋敝走向繁荣，证明这套政策确实有效。

二、盐铁会议：两种经济观的正面交锋

武帝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对匈奴的长期战争，使汉初积蓄的财富迅速消耗。面对财政危机，武帝没有选择增征农业税，而是采纳了桑弘羊等人的建议，从商品经济领域另辟财源。

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其中将盐、铁、铸钱三大利收归官营，打击私营工商业者，用国家商业资本支撑战争开支，是这一系列政策的关键。谢天佑将这些政策的理论依据追溯到《管子·轻重篇》，“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国家通过商业经营获取财富，既不让百姓感觉到被剥夺，又能达到富国的目的。

这套政策的效果如何？从财政角度看，确实缓解了危机。但从思想层面看，它引发了一场持久的争论。盐铁会议就是这场争论的高潮。

谢天佑对盐铁会议的剖析，是全书的精彩部分。他敏锐地指出，双方虽然在“重本抑末”这面旗帜下交锋，但实质分歧很大。贤良文学一方，继承的是陆贾、贾谊、晁错、董仲舒以来的重农抑商传统。在他们看来，工商业与“奸”“淫”“侈”联系在一起，是社会祸乱的根源。因此，他们主张“罢盐铁、酒榷、均输”“进本退末，广利农业”。

桑弘羊一方的立场则复杂得多。他们并不反对“重本”，但强调“本末并利”。御史大夫在辩论中说：“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甚至还说出“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这样的话，在重农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无疑是惊人之语。

贤良文学对官营盐铁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他们指出官营冶铁的弊病：统一规格，“大抵多为大器”，不适合小农户使用；统一价格，即使再贵也得买；购买不便，“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质量不好，“器多坚堕，善恶无所择”。而私营的小规模冶铁，则“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更灵活便利。这些批评，确实击中了官营体制的软肋。

但贤良文学的解决方案，是退回更原始的经济形态。他们向往“古者采椽不斫，茅茨不剪”“远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的时代，主张将商品经济限制在最低水平。这种向后看的姿态，使他们的思想带有浓重的禁欲主义色彩。

桑弘羊一方的思想，则更具开放性。他们不仅肯定国内商品流通的必要性，还主张与外国进行贸易：“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这种眼光，在2000年前实属难得。

三、被埋没的另一种声音

盐铁会议之后，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始元六年九月，霍光以谋反罪名杀害桑弘羊，并诛其全家。桑弘羊所代表的国家商业资本思想，暂时被压制下去。重农抑商论成为正统，在此后近2000年里几乎无人质疑。谢天佑在书中感叹，御史大夫等人“言人之未言的精辟的商品经济理论被长期埋没了”，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一大缺憾”。

但桑弘羊的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谢天佑指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桑弘羊一派有相通之处。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出“善者因之”的主张，认为政府应顺应价值规律，不干预民间逐利。他将富商大贾分为“本富”“末富”“奸富”三类，肯定“末富”的正当性，认为工商业致富并非耻辱。这种见识，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可惜司马迁的思想同样被压抑，直到近代才被重新发现。

谢天佑写这本书，有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量变那么持久，质变那么迟缓”？他的答案是，自然经济论的思想束缚，是重要原因之一。重农抑商派要求农业经济固守四个不变：庞大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不变；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不变；简单劳动不变；农民的低水平生活需求不变。这四个不变，将商品经济限制在最低水平线上，也使社会失去了变革的内在动力。

如今，盐铁会议过去2000多年了，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争论的那些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家垄断与民间商业的界限、义与利的权衡……至今仍在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谢天佑的这本书，算是看到了这些问题的源头。

任何一种经济思想，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利益指向。理解这些，不是为了评判古人，而是为了更清醒地面对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