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臣》：“手术刀”和“透镜”下的盛世“切片”

文/于学周

《盗臣：乾隆四十六年钦办大案纪事》，卜键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10月第一版，75.00元

卜键先生新作《盗臣——乾隆四十六年钦办大案纪实》，以“学术研究的副产品”自谦，却恰恰成就了其独特的价值——学者严谨的考据功底与生动的叙事笔触在此交融，将尘封的案卷转化为惊心动魄的历史剧。全书从乾隆四十六年起笔，层层剥开甘肃捐监冒赈案及相关联的陈辉祖盗赃案的真相。令人震撼的不仅是涉案金额之巨、牵涉官员之广，而是一种深植于王朝骨髓的、令人窒息的系统性困局，以及在这困局中人性如何被诱惑、扭曲、吞噬的悲剧性循环。

本书最为精妙的叙事张力，在于构建了一幅英明君王与无尽硕鼠的荒诞图景。乾隆皇帝，这位已御极四十六载、将屁股下的龙椅坐出了包浆，权力玩弄得“滴溜转”的七旬老人，试图通过提拔世仆世臣，来寄托“忠诚可遗传”的政治理想。尽管这只“老猫”目光如炬，可硕鼠却层出不穷，堪称辛辣的讽刺：他钦点的反贪干将（陈辉祖），转眼就成了新一轮的巨贪；他信赖的封疆大吏（勒尔谨、王亶望），构建了一个几乎囊括全省官员的贪腐同盟；他派出的钦差（袁守侗），也被精心布置的骗局轻易骗过。乾隆在明喻中的“愧疚”与愤懑是真实的，他对臣工要求不可谓不严，告诫叮咛不可谓不苦口婆心，惩治手腕也堪称凌厉果决，而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旧的硕鼠伏法，新的盗臣已然在暗处滋生。当然，卜键先生没有简单地将此归咎于帝王个人的失察或衰老，而是引导我们审视数千年帝制的文化土壤。

可将《盗臣》一书置于《万历十五年》所代表的历史写作谱系中考量。这类著作共享一种深刻的方法论：择取一个时空横截面，外科手术般精准切入，再辅以历史透镜对细节的放大与凝视，最终目的并非讲述孤立的故事，而是透过这一“切片”，诊断整个时代机体的结构性病灶。

乾隆四十六年，时值盛世巅峰，乾隆皇帝威权如日中天。然而，甘肃冒赈案，如一记惊雷，暴露了从地方到中央、从仓储到赈灾的整个行政系统的系统性溃烂。这并非个别人的堕落，而是由总督、布政使至州县官员百余人构成的、运转多年的“分利秩序”。紧接着，陈辉祖案则完成了更具毁灭性的证明：连帝国最高统治者亲自启动、用以清除病毒的“杀毒程序”（钦命审办贪腐的大臣），其核心组件自身也迅速被腐蚀。一年之内，两大案件环环相扣，以极高的戏剧性，让盛世华服之下最脓臭的疮痈无处遁形。

当“手术刀”剖开社会横断面，“透镜”则让我们看清细胞的病变。《盗臣》中充满具体的鲜活的细节：权力市场已经明码标价，关于王亶望的民谚：“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冰冷道出进入贪腐体系的准入价格。陈辉祖在抄家清单上将“金”改“银”、私藏古玩的举动，揭示了面对巨大诱惑，“黑眼珠见了黄澄澄金子”，人性的防线多么脆弱。

这些微观叙事，共同构成了一部帝国晚期官场的“潜规则运行图谱”与“人性异化记录”。它让我们看到，精心设计的制度（如捐监）如何在执行中被层层消解为寻租工具；道德说教，在利益的精密计算面前如何彻底失效；而身处其中的人，无论初衷如何，都极易被欲望裹挟、异化，从管理者沦为掘墓人，最终成为墓中人。

超越所叙述的事件本身，对制度与人性进行叩问，正是此类历史写作的终极旨归。卜键先生并未停留在“明君震怒、贪官伏法”的戏剧性表面，而是引导读者进行一场深刻的追索：为何一位聪察睿智、勤政且掌控绝对权力的君主，所发起的雷霆万钧的反腐，依然陷入“前腐后继”“反腐者腐”的绝望循环？ 答案直指传统帝制的核心困境：权力结构的单向性与绝对性——所有权力只对皇帝单向负责，缺乏横向、独立、有效的制衡与监督。监督者本身亦是最需被监督的对象，而靠皇帝一人的“锐利眼神”，并无法穿透层层叠叠的利益和人情网络。通过对一炮两响、一年双案的叙述，《盗臣》让我们目睹了乾隆盛世的自我耗散。作者的笔，既是史家的手术刀，冷静地解剖病体；也是哲人的透镜，聚焦于永恒的权力、人性与制度之谜。书中详述的陈辉祖案，也剖开了乾隆帝惩处贪腐的悖论与局限。陈辉祖的偷窃看似即兴，实则绝非偶然。它深刻地揭示了在皇权时代，奉命去监督的人，往往成为最需要被监督的对象。

《盗臣》以“卿须怜我”作为尾声，如一枚冰冷的玉玦，为这部以制度剖析见长的著作，嵌入了最具象也最凄怆的人性注脚。王亶望的爱妾卿怜，在王被斩首后，很快被当朝权贵和珅收入府中。卿怜的遭遇，让本书在制度批判的冷峻之外，陡然增添了另一层关乎个体命运的、无声的沉重，提醒我们那被巨案吞噬的，除了巨额白银与数十官宦，还有无数被碾碎的、具体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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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