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工厂、学阀垄断、经费寻租、名人镀金…蒋方舟事件背后的中国学术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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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了一份通报。通报说，经调查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的学位论文存在学术不规范，但未发现学术不端行为。
消息一出，蒋方舟阵营松了一口气，前央视主持人跳出来说“举报者肖鹰教授被打脸，栽了。”评论区一片“天才少女清白了”的庆祝声。蒋方舟本人更是气势如虹，连发长文驳斥举报内容，声称已经报警。
8天后，7月13日晚间，还是人民大学，针对同一篇论文发布了第二份通报，这次的结论完全反转：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有9处与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本重合，且全部未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认定构成学术不端，撤销硕士学位。新华社同步刊发报道。蒋方舟本人发博文致歉，表示接受处理。
一所堂堂顶尖的副部级高校，用8天时间亲手推翻了自己的结论。
这在中国高校的历史上极为罕见，让圣洁的”象牙塔”顿时生出一股由内而外的山寨气。
通常的剧本应该是校方定了调，举报者吃瘪，事情慢慢冷下去，所有人都假装什么也没发生。
这次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在这8天里，豆瓣博主找到了决定性的抄袭实锤，一段一段的将蒋方舟论文与境外期刊原文并排贴出来，铁证摆在全网面前，人大再也捂不住了。
这场反转之所以值得说一说，是因为蒋方舟的论文问题其实微不足道：一篇不到3万字的文学方向硕士论文，在中国每年数十万篇研究生论文的汪洋里，连浪花都算不上。我们今天要说的，却是从蒋方舟这个切口往下挖，看看中国学术造假到底有多疯狂。
蒋方舟1989年出生在湖北襄阳，母亲尚爱兰本身是作家。从蒋方舟很小的时候起，母亲就要求她每天固定篇幅的写东西。后来流传出来一个细节——母亲曾对幼年的蒋方舟说，小学毕业前必须写出一本书，否则会被警察抓走。这个细节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蒋方舟确实在9岁那年出版了散文集《打开天窗》。而这本书随即被地方教委列为素质教育推荐读本，完成了第一轮全国范围的宣传造势。
9岁出书，听起来很震撼，但只要仔细读过那些早期作品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个违和的地方：一个9岁孩子写出的文本，叙事逻辑和情感表达高度贴合成人视角，浅词造句的习惯与母亲尚爱兰的写作风格极为相似。代笔的质疑从那时起就存在了，至今从未被正面回应过。蒋方舟本人倒是在后来的文本中坦诚过一句话，大意是说自己长久扮演被大众期待的天才，早已分不清真实自我与包装人设。这句话可能是她写过的最诚实的一行字。
小学毕业前，蒋方舟接连出了三本书；12岁她在多家主流媒体开设个人专栏；16岁当选中国少年作家协会主席。所有普通人终其一生都摸不到的文坛资源，在她十几岁时就已经毫无门槛地向她敞开了。
而她人生中最具争议的节点发生在2008年，这一年蒋方舟参加高考。湖北省的高考成绩揭晓后，她的裸分是561分，超过本省“一本线”仅29分，距离清华大学文科统招线差了53分。按正常的录取规则，这个分数连清华的门边都够不着，但蒋方舟凭借文学特长，拿到了清华自主招生降60分录取的资格。
当年全网哗然。
一个号称“文学天才”的学生，高考语文单科仅考117分（满分150分），据说连作文都没写完，那这个特长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这个问题从2008年一直被追问到了2026年。如今论文抄袭实锤，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她这段经历，清华当年破格录取的依据，也成了悬在空中的另一个问号！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当初认定她有特长降分录取的招生组负责人们，是不是应该出来说两句、走两步了？！
但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招生权力的行使，几乎从不需要事后问责。一个决定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而做出这个决定的人，却永远隐匿在专家组评审委员会的集体名义之后。
清华四年，蒋方舟过得很滋润，校园里的光环继续加持着她的天才标签，媒体的曝光持续不断。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她在清华四年间，并没有产出任何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或文学作品！她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北大清华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这句话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但此后她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锐利的公共观点。有人评价说，蒋方舟擅长的是审时度势的生存技巧：在需要锋芒的时候展示一点锋芒，在需要圆容的时候迅速收回锋芒。这种精明，与人们想象中天才应有的那种不管不顾的纯粹相差甚远。
清华毕业后，23岁的蒋方舟直接出任《新周刊》副主编。这个职位放在任何一个普通年轻人身上都匪夷所思，但对于一个从9岁起就被媒体追光照亮的天才少女来说，一切似乎顺理成章。然后是频繁的文化综艺、线下演讲、公共讨论……“才女”标签被不断巩固。2016年蒋方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攻读创意写作方向硕士学位，师从著名作家阎连科，2019年毕业拿到硕士学位。名校学历成了她公众形象的又一块重要拼图。
事后回看，蒋方舟的成长路径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特征：
每一步都有人铺路，每一关都有绿灯。
她几乎从来没有在真正的学术或专业考验面前，靠自己的能力独立通关过。在这样的路径依赖之下，一篇硕士论文里出现大面积的抄袭和造假，与其说令人惊讶，不如说是一种必然。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看看那篇论文到底烂成了什么样？
蒋方舟的硕士论文题为《玛丽雪莱的三种身份》，全文不到三万字。2025年8月11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在个人公众号“肖鹰美学”上发文，公开举报这篇论文存在严重抄袭和普遍造假。肖鹰逐条审查了论文全部20个注释，发现的问题只能用四个字形容：触目惊心！
第一类问题是注释全面失效。20个注释，没有一个标注了引用文献的具体页码。论文中出现了16处带双引号的直接引文，按照学术规范，这些引文应该能在对应的注释来源中找到原文。但肖鹰逐一核查后发现，没有一处对得上。注释里说引用的是某本书某个版本，但翻遍那本书，根本找不到论文中引述的那句话。
第二类问题是抄袭与编造交织。肖鹰查出10处抄袭痕迹和11处编造或篡改，其中声称引用英文原著的4处内容，实际上是直接从中文译本上抄来的，还有2处读起来不通顺，像是用在线翻译工具机器翻译的产物。
第三类问题是基础信息错的离谱。书名、作者名、出版年份大面积出错。一个典型的例子，把“政治正义论”写成了“社会正义论”。更荒唐的是，某本书的出版年份“1980年”，被写成了“1080年”……
肖鹰用一句话概括了他的判断：这篇论文从摘要开始就错误频出，正文中错字病句连篇累牍，是一篇完全不符合学术论文写作规范的硕士论文。 他在文章中暗示，这篇论文很可能是代笔或买文，甚至可能从网上买来后，用软件全文洗过稿以通过查重。
举报发出后，肖鹰没有停手。在此后的10个多月里，他持续在公众号发布补充材料。2026年4月，他将完整的举报材料，通过电子邮件正式提交中国人民大学。5月，又向人民大学学风建设委员会提交补充举报材料。校方回复说，已启动调查，将在90个工作日内给出结论。然后就是开头说的那两份通报。
7月3日，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蒋方舟当天首次公开回应，连发长文逐条反驳，只承认注释马虎，坚称论文不存在抄袭、洗稿、剽窃等任何学术不端行为。她甚至说已经报警，要求肖鹰停止网暴、造谣和污蔑。
7月4日是周六，中国人民大学校学风建设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7月5日周日，校方发布第一份通报，给蒋方舟的定性是“学术不规范”，而非“学术不端”。只处罚了导师阎连科，暂停其招生资格一年。而蒋方舟本人毫发无损。消息一出，舆论沸腾。力挺蒋方舟的一方弹冠相庆，支持肖鹰的一方愤怒不已。
但就在所有人以为事情已经盖棺论定的时候，转折来了。肖鹰公开表态——后续会继续放出更多证据！他陆续公布了境外期刊原文与蒋方舟论文的段落对照，一段一段的展示文本重合的细节。与此同时，豆瓣博主“抒情的森林”等网友也加入了证据搜集。大量逐句对照的截图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不仅涉及论文，还牵出了蒋方舟多部文学作品的抄袭痕迹——2017年其出版的畅销书《东京一年》中描写海景的段落，几乎逐字复刻了加缪散文中的一本，只微调了个别词语。
这本书本身就自带争议。2016年，蒋方舟受日本外务省下属的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赴东京旅居一年，日方每月为她提供约2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资助，《东京一年》就是这段旅居的产物。书中大量篇幅夸赞日本社会的整洁有序，对当地的成人风俗文化持美化态度，行文中时常以国内的负面场景做对比，来衬托日本的优越。2021年，日本外务省公开了相关资助名单，蒋方舟接受日方资助的事实被公之于众，舆论再次哗然。
一本由外国政府资助写成并带有明显倾向性的书，同时还抄了加缪的段落——这种叠加的荒诞感，确实很难让人保持平静。短片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中》多处句子和场景描写，与纳博科夫、契诃夫的作品高度雷同，句式、意象、情感、节奏完全重合。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一部分被指抄袭的内容，来源竟然是她自己导师阎连科的采访和作品，而“阎连科”的名字在书中连个影子都没有出现。
其另一部小说集《和唯一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的人一起散步》，同样被发现与多位中外作家的作品存在高度雷同。博主“抒情的森林”从2024年底就开始系统地做文本对比工作，发布了海量逐句对照的截图。这些截图的杀伤力极大！左边是蒋方舟的文本，右边是被抄袭作家的原文，两段话放在一起，几乎分不出谁抄了谁。
对于一个以作家为职业身份的人来说，这些对比所揭示的东西，远比一篇硕士论文的问题要严重得多！论文抄袭最多说明一个人学术态度不端正 ——
文学作品抄袭，则意味着作为作家的内核能力本身就存在问题。
这些对比证据在网上大规模扩散之后，蒋方舟曾用著作权投诉的方式，试图下架相关内容，也曾私下联系博主沟通，但始终没有正面解释文本雷同的问题。她只回应肖鹰教授对论文的指控，对“抒情的森林”对她文学作品的抄袭指控，始终保持沉默。这种选择性回应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肖鹰的部分指控确实有瑕疵，可以逐条反驳。比如指控她2019年的论文使用了AI写作，而那时的AI技术根本做不到。但“抒情的森林”的文本对比是铁板钉钉的，无从反驳！
7月13日晚间，人大发布了那份改写历史的第二份通报。豆瓣博主找到的境外期刊对照证据，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人大在新线索的基础上重启了深度核查，最终认定9处文本重合，构成学术不端，撤销硕士学位。
事后回看，第一份通报的”未发现学术不端”结论，很难让人相信，那是一个严肃学术调查应有的结果——一篇20个注释全部不合格、基础文献信息大面积编造的硕士论文，连“学术不端”的边儿都没沾到，这个结论本身就充满了“护短”的意味。
更耐人寻味的，是第一份通报中的一个细节——通报说蒋方舟的论文问题“构不成学术不端”，但同时宣布“暂停其导师阎连科的研究生招生资格一年”。如果学生真的只是不规范，为什么要处罚导师？这个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在当时就被很多人注意到了。
在蒋方舟事件中，有一个人一直沉默着，他就是阎连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蒋方舟的硕士论文指导教师。这个名字在中国当代文学界的分量很重，他写过《丁庄梦》《日光流年》《年月日》等一系列重要作品，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2014年他获得“弗兰茨·卡夫卡文学奖”，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拿到这个世界级文学奖项。他还获得过“英国皇家文学协会终身成就奖”“老舍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在一份202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阎连科名列第七。
作为一个小说家，阎连科的实力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跟一个合格的学术论文导师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有人用了一个很直白的比方——让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民，去指导农科院博士写论文。农民种地种得好，论文怎么写他或许根本不会。阎连科自己的学术训练背景是什么？他的履历上没有“博士”学位，也没有系统的学术研究经历。他被人民大学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靠的完全是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和社会声望：人大需要他的名字来撑场面，他也需要人大的教职来获得体制内的身份认同——这是一笔双方都满意的交易。蒋方舟的论文在他手里闯关成功一点也不奇怪。他很可能根本看不出那篇论文里的学术硬伤，因为他自己也不熟悉学术规范。一个连注释格式都把握不好的导师，怎么可能发现学生的引文全部是编造的？
但这笔账只算在阎连科头上也不公平。整个论文评审链条上还有其他人：盲审专家审过这篇论文，答辩委员会投了票，学位评定委员会做了最终确认……这些环节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发现问题，但没有一个人拦下来。
蒋方舟读的是“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学员清一色是已经成名的青年作家。在人大的招生宣传里，这个班被包装成“最优秀的青年作家的深造平台”。有人猜测正是因为学员身份特殊，学校才在论文把关上放松了要求，说白了就是“名人嘛，差不多得了，别卡太严。”这种名人特供的学术通道，在中国高校里太常见了。第一份通报出来后，蒋方舟安然无恙，67岁的阎连科反倒成了唯一被处罚的人。这个结果的讽刺性在于——学生犯了错，导师替他扛。
在中国学术体制中，这种“学生出事、导师背锅”的处理模式并非孤立。
2025年9月，武汉大学杨某元涉嫌学术不端事件的调查结果，也是类似的套路——学生的论文有上百处不规范，但未发现学术不端。导师被约谈，并暂停招生资格两年。这种处置方式对高校来说很安全：既回应了舆论关切，又没有真的动到自己人，法律风险也降到了最低。直到第二份通报出来，蒋方舟的学位被撤销，阎连科也连带承受了更严重的后果。此时再看第一份通报里那个“保蒋”发言的操作，像极了一场失败的危机公关。
但阎连科的沉默本身也耐人寻味。从肖鹰公开举报，到蒋方舟学位被撤销的整整11个月里，阎连科作为论文导师，从头到尾一言未发。他既没有出面为学生辩护，也没有就自身的导师责任做任何公开表态。对于一个以文本为生的作家来说，沉默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态度。有人为他感到不平——一个世界级的作家，就因为一个学生的论文问题，被暂停了招生资格，这个代价是否过重。也有人指出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阎连科被人大聘来，本来就是充当门面。他和学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利交换：学校借他的名气吸引优秀学员报考创意写作班，他借学校的平台获得体制内的教授身份和学术资源。在这笔交易中，学术规范从一开始就被默认为可以打折的部分。蒋方舟出了事，他作为这笔交易的受益者之一，承担连带责任其实并无不当。
这件事暴露出的更深层问题是，中国高校普遍热衷于聘请名人担任导师、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其目的首先是社会声望和招生宣传，学术指导质量从来不是优先考量。
当一个名人的光环大到足以让学校在论文审核上网开一面时，学术标准就已经被名人效应吞噬了。
蒋方舟的论文能够通过盲审通过答辩，通过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层层审核，靠的绝非这篇论文本身的学术质量，而是她头上那顶“天才少女”的帽子，以及她身后那个“卡夫卡奖得主”导师的名字。蒋方舟拿学位是混学历，但在中国学术界，混学历这件事从来就不止他一个人在干。
2019年的翟天临事件，至今仍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标志性笑话。这个演员拿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博士学位和北京大学的博士后入站资格，结果在直播中随口问了一句，“知网是什么？”这等于当众承认了自己从来没有认真做过学术研究。知网是中国学术论文的内核数据库，任何一个写过学术论文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事后调查发现，他的博士论文存在大面积抄袭，最终其学位被撤销，博士后入站资格也被取消。翟天临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全国范围内的论文查重标准大幅收紧，各高校纷纷将查重率要求从30%降到20%，甚至15%，部分学校一度要求降到10%以下。大批在读研究生被连带殃及，毕业难度骤然上升。那一年的毕业季，无数研究生对翟天临恨之入骨，因为他们要花大量时间反复修改论文以通过机器查重。而触发这一切的那个人，在拿到博士学位的全过程中，可能根本没有亲手写过一行学术文本。
这种“一人犯错、全体受罚”的逻辑极具中国特色。普通学生因为一个明星的造假而集体承受了更严苛的审查，查重标准提高了，论文格式要求更繁琐了，答辩流程更冗长了，但制造这一切的特权通道本身却从未被真正堵死。翟天临之后，明星和名人照样在各大高校攻读学位，只是操作变得更隐蔽了一些。
2026年3月，又一个名字浮出水面：贾浅浅——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女儿。后来在蒋方舟事件中提供关键证据的那位网络博主“抒情的森林”发文指出，贾浅浅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多位作者的文章存在明显文本雷同、内核观点重合。其中一篇论文甚至直接复制了其父贾平凹发表的部分文章内容。4月9日，西北大学启动调查。7月15日，西北大学发布通报，针对贾浅浅论文抄袭举报一事公布调查处理结果。经核查，贾浅浅存在明确抄袭和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学校依规作出处理，撤销其硕士学位、教师资格，同时撤销其中副教授职称及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同意其辞职申请并解除聘用关系。
除了明星和作家，更大规模的学历注水发生在官员群体中。中国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叫“在职读博”——在职官员利用业余时间（实际上也不需要太多业余时间）去攻读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由他人代写，答辩走个过场，博士帽子顺利到手。对于高校来说，招收官员读博是一桩互惠互利的生意——官员拿到了学历背书，高校获得了行政资源和政策便利，这笔交易的成本由谁承担？由那些老老实实做研究、认认真真写论文的普通学生承担——学位的含金量，因为大面积注水而被稀释。一个硕士学位可以靠关系拿到，一篇博士论文可以花钱买到。
那些用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换来一个学位的普通人，就成了这个体制最大的受害者。
如果说蒋方舟事件代表了文科学术圈的造假模式，那么2026年春天发生的另一场风暴，则撕开了理工科学术造假更令人震惊的一面。
这场风暴的制造者叫耿洪伟，网名“耿同学讲故事”——一个被迫退学的博士生。
耿洪伟本科和硕士都在吉林大学读生物学，2020年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入学三个月后他就想退学了，原因是他的博士导师杨昀要求他在论文中进行数据造假，并在拟发表论文上挂名。耿洪伟拒绝了，拒绝的代价很直接——导师对他实施了长期放养，在培养方案上不给予任何指导，同时卡住他的毕业流程。
在博士第五年，耿洪伟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疯狂的决定——主动放弃五年的学业成果，退学。退学后的耿洪伟，差点去跑外卖为生，后面他选择了另一条路：做自媒体科普博主。他在b站和抖音注册了“耿同学讲故事”的账号，起初做科研论文解读和教育制度评论。粉丝通过他创建的微信群，投稿可疑论文线索，他用免费的AI分析工具，核查数据，一篇一篇地扒。
2026年4月12日，耿洪伟发布了一条改变中国学术界的视频。
视频的内容是逐条分析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发表在《自然》上的论文数据。耿洪伟发现，论文中71个关键数据里，有51个的末尾数字是0或5。在真实的生物学实验中，数据的末尾数字应当服从随机分布，全部集中在0和5上，只有一种解释：这些数据是人为编造的。此外，14张内核图也被发现存在造假。
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地震。4月16日，同济大学宣布成立调查组。5月6日，仅仅20天后，同济发布处理结果——认定论文存在“学术不端”，免去王平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取消其一系列资格24个月；论文第一作者金佳丽被直接解除聘用关系。
这种处理速度和力度，在中国高校学术不端事件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但耿洪伟没有停下来。
4月25日，他举报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陈佺发表在《自然癌症》上的论文，补充材料里64组数据，小数点后两位超过70%完全一致，即末位数字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非随机规律。陈佺的头衔极为闪亮——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202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候选人……
5月4日和7日，中山大学接连成为新的目标。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康铁邦和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被质疑论文数据造假。5月底中山大学通报，论文存在“学术不端”，康铁邦和邝栋明均被免职降级。之后是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苏佳灿，其论文数据中出现了完美等差数列，这在真实实验中的概率接近于0。
40天，5个985高校的院长或杰青全部倒下！
耿洪伟的打假方法在技术层面其实并不复杂。他自己也坦言，这些造假手段非常离谱，离谱到用免费的统计工具就能一眼看穿。问题在于，这些论文发表在了全球最顶尖的学术期刊上，经过了同行评议，通过了编辑审查，此前从未被质疑过！是这些顶刊的审稿人都看不出来吗？耿洪伟对此有一个很坦诚的分析——顶刊审核的内核标准是创新性，也就是结论、结果够不够厉害。数据越造假，结果往往越漂亮，反而越容易被接受发表。更何况，问题数据分散在论文各处，审稿人面对海量信息，确实难以逐一核查。
但耿洪伟的遭遇也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国学术界的学术监督机制已经全面失效！
他揭露的所有造假论文，此前全部安然无恙地存在于系统中，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渠道发现过问题。同济大学王平的论文，早在2025年就被国际学术诚信平台PubPeer上的匿名用户质疑过，但学校只是让作者修改了图片，根本没有去查数据。捅破这些黑幕的，是一个被体制逼退的、差点去跑外卖的年轻人。新华社对此事的反应异常罕见，5月26日和27日，新华社连续发表两篇报道，措辞严厉地批评了顶着耀眼头衔、论文数据荒诞粗糙的学术乱象。国际期刊《科学》也跟进刊文报道，称耿洪伟可能是中国第一个“靠社交媒体获得广泛正面关注的‘草根学术打假者’”。
但掌声的背面是什么？耿洪伟说，打假以来他面临的最大阻力来自家人，家人明确反对，担心他的人身安全，甚至以断绝关系施压；他的抖音账号在5月底被永久限流，星图商单权限也被停止；被举报方通过中间人试图斡旋求情；匿名用户在PubPeer上反向质疑他自己硕士阶段的论文图片；多所被举报高校官网，悄悄将涉事学者的简历，从详细版改成了极简版，隐去内核成果……
耿洪伟的故事里最让人心酸的部分，恰恰是那些看不见的细节——他在自媒体上的网名，曾经叫过“耿同学想当老师”和“耿同学想退学”，这两个名字几乎浓缩了他在博士阶段的全部挣扎——他曾经想留在学术圈，他曾经对科研抱有热情，是这个体制亲手把他推了出去，然后他掉转头来 用被这个体制教会的学术素养，反过来打了这个体制的脸。
更值得玩味的是，体制对耿洪伟打假行动的态度。新华社的两篇报道，措辞之严厉，在近年涉及学术界的报道中罕见。多所高校在极短时间内做出了处理决定，速度之快超出所有人的预期。耿洪伟自己也承认，从2012年他读大学以来，同济大学对王平的处分力度，可能是国内最大的一次。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某个层面上，党国的宣传和纪检系统，需要这样一次学术反腐来释放社会压力，同时展示治理能力。
但这种借力打力的手法也有其边界，耿洪伟的抖音被限流，就是这个边界的一个信号——你可以揭露几个坏人，可以帮助体制完成几次精准打击 ，但你的影响力，如果大到开始动摇公众对整个科研体制的信任，那来自体制内的铁拳也来要到了。
耿洪伟掀翻的是几个个案，把视野再拉远一点，你会看到更加疯狂的中国学术圈。
《自然》杂志在2024年底发布了一份分析报告，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24年这十年间，全球近60%的学术论文撤稿来自中国作者。中国的论文撤稿率约为0.3%，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
总撤稿数量超过2万篇，这个数字已经足够让人震惊了，但更令人震惊的是撤稿集中发生的领域和机构。《自然》团队使用了三家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学术诚信研究公司的数据，发现中国地方医院是学术不端的最大重灾区。山东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高居全球撤稿榜首，2014年至2024年间，其发表论文总数的5%以上、超过100篇被撤稿，这个比例是中国整体撤稿率的一个数量级以上，是全球平均水平的50倍。撤稿榜前10名中，有7家来自中国。
为什么是地方医院，原因很简单，中国医院系统的职称评定与科研论文直接挂钩。一个普通的临床医生。想要评上副主任医师或主任医师，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SCI论文。但绝大多数地方医院的医生，日常工作量极大，根本没有时间和条件做真正的科学研究，于是“论文工厂”应运而生。论文工厂是中国学术灰色产业链中最具讽刺意味的一环。这些机构提供从代写、代投到代审的一条龙服务，客户只需支付费用（一篇SCI论文从几万到几十万人民币不等），论文工厂就会批量生产出有模有样的学术论文。甚至可以伪造同行评议意见，来帮助论文通过审查。整个流程高度标准化——客户提出研究方向和期刊目标；工厂分配写手，通常是兼职的博士生或青年教师；写手在现有数据基础上，编造实验结果；工厂负责排版投稿和应对审稿意见；论文发表后，客户把自己的名字挂上去……有些工厂甚至提供售后服务，如果论文被质疑，帮你起草回应函。
这个产业的规模有多大？没有人能给出精确的数字，因为它本身就是“地下经济”。但从侧面可以推测，仅2023年一年，中国学者在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总量就超过72万篇。其中有多少比例出自论文工厂？学术诚信领域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可能比公众想象的要高得多。国际知名的学术打假侦探们组成的团队虽然火眼金睛，但他们也承认被发现的造假只是冰山一角。这个产业链的存在说明对论文的需求已经大到足以支撑一个完整的黑色市场，而这个需求的源头就是中国学术评价体系中那条简单粗暴的公式——论文数量等于职称晋升。
2025年底，科技部终于坐不住了，他们牵头启动了撤稿论文专项整治行动，聚焦中国学者在自然科学领域国际期刊发表的撤稿论文，宣称要深挖论文造假灰色产业链，以零容忍态度捍卫科研诚信底线。
“零容忍”这个词在中国官方文件中出现的频率极高，每当某个领域的问题大到遮不住的时候，官方都会记出这三个字。 但效果如何，只要看看那个“60%的全球撤稿来自中国”的数字就知道了。
对比一下其他国家的做法，美国有一个叫ORI研究诚信办公室的联邦机构，专门负责调查学术不端。一旦认定造假，处罚包括撤回联邦资助，三年以上禁止申请联邦经费，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追诉。ORI每年公开发布调查通报，处理结果记入全国信用数据库，信息透明度极高。德国在前国防部长古腾贝格的博士论文抄袭丑闻爆发后，举国震动，媒体和高校联合成立特别调查小组，古腾贝格被迫辞职，声名扫地，社会震慑效果极为显着。德国研究基金会DFG设有独立的科研诚信委员会，与高校之间形成了真正的制衡关系。而在中国，大学自己调查自己，人大调查蒋方舟，同济调查王平。调查组的成员可能与被调查者在同一个院系工作，同一个食堂吃饭，又能指望这样的调查有多少独立性和公正性？
从新语丝网站2000年开始的民间打假算起，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0多年。这20多年里，民间打假者揭露了数以千计的学术造假案例，但据统计，受到实质性处理的比例大约只有1%，99%的造假者安然无恙。这个数字之所以长期维持在如此低的水平，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学术不端调查的制度设计存在致命缺陷——调查权归属于被举报者所在的机构。这种自查自究的模式，就好比让一个公司的内审部门，去调查自家CEO的腐败问题，结果可想而知。
蒋方舟事件里人大的第一份通报就是这种模式的经典演绎。学校成立了一个8人专家组进行调查，得出了学术不规范的结论。这个结论如果不是后来被网友用新证据推翻，它就会成为这件事的最终定性。一所学校用自己的调查为自己的毕业生背书，同时惩罚了自己的教授，以示公正。整个过程自说自话，外界无法参与，信息不透明，进程不公开。
这种制度安排的另一个效果是，它强烈的抑制了举报动机。 一个年轻学者如果发现了上级或同事的造假行为，他面临的选择是向本机构举报（大概率被内部消化），或者公开举报（大概率遭到报复），无论哪种路径，举报者付出的代价都远大于可能获得的回报。而造假者即使被举报，在本机构的调查中被“高高提起、轻轻放下”的概率也非常高。造假为什么这么猖獗？因为造假的收益极高，而成本极低。
而这种扭曲的成本收益结构，根源在于中国学术界的“学阀”体制。
“学阀”这个词在中国学术圈里流传很广，指的是那些占据学术权力顶端，垄断资源分配，形成利益网络的高级别学者。在中国的语境里，“学阀”通常有两类人。
第一类是院士——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名义上是学术荣誉称号，实质上是一个行政级别，副部级。这意味着院士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拥有的权力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他们掌握着科研经费的分配权，项目的审批权，职称评定的话语权。一个院士可以决定哪个课题组拿到千万级的国家经费，可以左右哪些年轻学者获得晋升机会，可以在学术评奖中让自己的学生、朋友、门生 优先获奖。
第二类是所谓的“帽子”人才——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各类百人计划和千人计划入选者。这些帽子本身附带大量科研经费和资源倾斜，拿到帽子的人在学术圈内享有极高的地位和话语权。问题在于，这些帽子是怎么拿到的，拿到之后又怎么用？一位匿名学者曾对《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国内有资格拿到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类别就那么几个，领军人物也很有限，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这个小圈子内轮流坐庄。很多时候，就算当事人不想承担某些课题，学校或者单位都会要求你去申请。因为这和荣誉有关，申请科研项目的人同时也是评审科研项目的人，这等于自己给自己打分。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治理体系中，这都是赤裸裸的利益冲突，但在中国学术界，这是常态。
科研经费到手之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的案例提供了一个教科书般的注脚。李宁是基因工程领域的领军人物，仅一个课题的专项经费就高达1581万元。在农大，他被人称为李老板，因为他手下掌控的科研资源之庞大，俨然是一个小型企业的规模。最终他因涉嫌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被依法批捕。2026年5月，另一位院士级别的学术大佬落马——中南大学原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尧学被中央纪委双开并移送司法，通报中提到其罪名包括大搞学术腐败。同一时期，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原校长廖小平也被逮捕，同样涉及学术腐败和侵吞科研经费。福建一名博士后因套取1400万科研经费获刑8年。
这些案例浮出水面的时间集中在2025年到2026年，说明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连上层的纪检系统都无法继续视而不见的程度。但落马的这些人只是金字塔尖上偶尔掉落的几块石头，整座金字塔依然矗立着。有一个关于中国学术圈评奖的描述流传了很多年，出自一位多次担任评委的学者之口。他说，评上较高等级奖项的首先是评委本人的成果，其次是评委的熟人、朋友、同学或学生、老师、上级的成果，最后才由其他人瓜分剩下的残羹剩饭。评委根本没有时间去阅读堆积如山的申报材料，评分依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申报者的名字和关系网络。这种方式评出的成果多为平庸之作，少有真正的创新。这里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在中国的学术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合一了。制定规则的人、评判成果的人、分配资源的人往往是同一批人，这种绝对的权力集中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
学阀体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学术近亲繁殖。一个导师培养出的博士留校任教后，继续在同一个课题组工作，数十年不换方向、不换团队，导师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甚至人脉关系被完整地继承下来。整个课题组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生态，对外排斥竞争、对内强调服从。耿洪伟举报的那些院长和杰青们，无一例外地拥有庞大的课题组、 充沛的经费、大量的研究生。他们占据着最优质的学术资源，发表的论文却是用编造的数据拼凑出来的。这些人在学术圈内受到的质疑极少，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谁会去质疑一个手握数千万经费，一句话就能决定你能否毕业的院长？在这座金字塔的底层，是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研究生，和青年科研人员。他们面对的现实很残酷，导师要求你在论文上挂名，你挂还是不挂？导师让你美化数据，你美化还是不美化？如果你拒绝，你就会像耿洪伟一样被放养、被卡毕业、被逼退学。如果你服从，你就成了造假链条上的一环。日后一旦东窗事发，你作为第一作者，首先被追责。这就是中国学术界的游戏规则。年轻人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出局，没有第三个选项。
耿洪伟选择了出局，然后用了40天的时间，把当初逼他出局的那套游戏规则，炸出了一个缺口。但他自己也清楚，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不了结构。他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打假要靠制度，一个人打到最后只会精疲力尽。
所有上面列举的现象，论文工厂、学阀垄断、经费寻租、名人镀金、草根打假，都指向同一个根源——一个将学术纳入行政管理体系的制度设计。在中国，大学是有行政级别的，重点高校的校长是副部级干部，普通本科院校的校长是厅级干部；校长的任命权在组织部门，重大人事和财务决策，要经过学校、党委；院士享有副部级待遇……教授评选、职称晋升、课题审批、经费分配，每一个环节都嵌入了行政权力的运作逻辑。这套制度的结果是，在中国的大学里，真正说了算的是行政领导，而非学术委员会。学术评价的标准由政策文件规定，科研方向由国家战略布局引导，连发多少篇论文，发在什么级别的期刊上，都可能被写进考核指标。在这套体系中，学术研究成为完成政治任务和行政指标的手段。“SCI崇拜”是这套行政量化管理的典型产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考核标准极度简化，发了多少篇SCI论文，影响因子多少，引用次数多少，这些数字直接决定了一个科研人员的收入、职称、住房、子女入学，甚至人生的几乎所有关键利益。当一篇论文的价值被简化为几个可以量化的数字时，造假就变得顺理成章，数据做点手脚，影响因子就高了。花钱买篇论文，考核指标就完成了。论文工厂的繁荣，本质上是行政指标压力下的畸形市场反应。
近年来，中国官方也意识到了SCI至上的弊端，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要求“破五为”——也就是“为论文、为帽子、为职称、为学历、为奖项”。但政策文件可以改，深嵌在整个学术体制中的行政逻辑却很难改。因为为论文虽然有问题，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客观的量化标准。如果不为论文了，用什么来代替？用同行评议？在一个关系网络盘根错节的学术圈里，同行评议很容易沦为熟人互捧。用社会贡献？这个标准更加模糊，更容易被行政权力操纵。说到底，“破五为”的困境在于，这个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天然需要可量化的指标来进行绩效考核，而学术研究的本质恰恰是难以量化的。
当你把一种难以量化的人类活动，强行塞进一套量化管理体系中，扭曲就是必然的结果。
更讽刺的是，“破五为”本身也成了一种行政运动，上面发了文件说要破，下面就开会传达，制定方案，层层汇报，定期检查。“破五为”的过程完全在用“五为”的管理方式来推进，一些高校甚至把“破五为”的落实情况做成了考核指标，用量化打分的方式评估每个院系破得怎么样了。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美大学的学术自治传统。在美国和欧洲的研究型大学里，学术评价的内核权利掌握在同行手中，由学科内部的专家委员会进行终身教职评审。这个过程虽然也有各种问题，但至少在制度设计上保证了学术判断与行政权利之间的距离。校长通常由学术委员会或董事会遴选，而非由政府组织部门任命；教授的研究方向由学者自主决定；国家拨款机构的项目评审遵循严格的利益回避制度……
中国的制度恰恰反过来，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高度合一，评价体系由政策驱动，利益回避形同虚设。这套制度还有一个隐性的严重后果——人才流失。当一个年轻的科研人员发现，在国内做学术意味着要么造假，要么被边缘化的时候，他最理性的选择就是离开。近年来，中国科研人才的外流趋势持续加速，大量优秀的博士和博士后流向美国、欧洲、日本的实验室，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国外扎根后再也没有回来。学术移民是中国当代“润”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常常把科技自立自强挂在嘴边，把“卡脖子技术”突破列为国家战略重点。但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是，这个国家的科研体制一边花大力气引进海归人才，一边又在用制度设计逼走体制内的年轻研究者。
耿洪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里踏踏实实做研究，但他的导师要求他造假，他拒绝了，于是五年的博士投入全部归零。如果他当初选择服从，现在可能已经是某所高校的青年教师了，简历上挂着几篇数据可疑的顶刊论文，开始指导自己的研究生走上同样的路。
这就是这个国家学术界的“逆淘汰”机制——诚实的人被淘汰出局，造假的人留下来继续往上爬，最终占据了分配资源的位置，然后再用同样的规则筛选下一代人。一轮又一轮的筛选之后，“科技自立自强”在这样的人才生态下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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