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共治”：一场关于宋代政治治理的美丽幻觉

文/王斌

熙宁四年（1071年），围绕王安石变法中的“均输法”与“市易法”，朝堂之上爆发了一场极其剧烈的争论。

宋神宗急于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对守旧派大臣的阻挠感到困惑，于是向御史中丞文彦博发问：“法制屡变，士大夫皆以为不便，朝廷岂能独顺士大夫之意，而不顾百姓之利乎？”

面对年轻气盛、试图以“百姓利益”压制士大夫异议的皇帝，老臣文彦博抛出了一句掷地有声、名垂史册的话：

“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百姓共治天下也。”

这句话，在后世被许多学者，尤其是明清之际的遗民知识分子以及近现代的部分历史学者，赋予了某种近乎“宪政萌芽”或“君民分权”的浪漫色彩。

在这些论述中，宋代被塑造成一个皇帝与士大夫共享最高权力、文官集团能够有效约束皇权、甚至具有某种现代早期民主雏形的“黄金时代”。

然而，如果剥离掉后世赋予的滤镜，将文彦博的这句话放回宋代的制度演化、社会结构、财税运作以及基层治理的具体场景中，就会发现：所谓的“君臣共治”，不过是一个被精心包装的政治幻象。

它既不是制度化的权力分立，更不是某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共享。

它的本质，是宋代统治者在汲取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与军阀干政的惨痛教训后，做出的一种极具功利色彩的政治雇佣与特权让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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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误以为，宋代尊崇文官、取消廷杖、对言官宽容，就意味着皇权受到限制。这完全混淆了“皇帝的治理风格”与“国家权力的结构分配”。

从唐到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的核心主线，绝不是皇权的收缩，而是皇权对官僚机构控制力的大幅提升。

唐代的中枢权力，理论上是由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相互制衡。门下省拥有明确且制度化的“封驳权”——对于皇帝下达的不合程序或不妥当的诏书，给事中与侍中可以直接退回；宰相在政事堂开会，对国家大事具有实质性的集体审议与决策能力。晚唐五代虽然军阀混战，但门阀余威与宰相制度的行政独立性尚存。

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与宋太宗赵光义在建国之初，首要目标就是彻底杜绝“陈桥兵变”式的悲剧重演。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不仅要收回地方军阀的兵权与财权，更对中央的中枢权力进行了深度切割：

行政权与民政权归中书门下（政事堂），宰相只能处理常规行政；军事指挥与调动权被强行剥离，划归枢密院，形成“二府”对立；国家财政大权完全划归“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号称“计省”，直接对皇帝个人负责。

这种制度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宰相不再掌管财政与军事，三司使和枢密使直接向皇帝汇报。

中央三大权力的交汇点，不再是政事堂，而是皇帝个人。

皇帝成为了唯一能够统筹行政、军旅与财税的枢密核心。这哪里是“分权给士大夫”？这分明是利用机构重叠与职能交叉，将相权拆解得零碎不堪，从而让皇权独揽大局。

不仅如此，宋代还建立了极其复杂的“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官”只是用来定薪水高低与阶品尊卑的头衔；“职”是给文学高华者的荣誉加衔；真正决定干什么活、管什么事的，是皇帝临时下达的“差遣”。

这种官制极大地削弱了文官系统的自主性与稳定性。官员没有固定不可剥夺的职权，所有的实权都来自皇帝的临时授权。皇帝可以随时通过调整“差遣”，将不听话的宰相贬去地方，或者让资历尚浅的亲信掌控实权。

从制度来看，宋朝绝没有建立任何能够制衡皇权的法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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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制度设计决定了权力的分配，那么社会结构则决定了不同阶层之间博弈的物理基础。

为什么宋代士大夫无法像欧洲中世纪的贵族那样与君王平起平坐，形成真正的权力契约？这里不妨做个对比：

在1215年英国《大宪章》签署的现场，贵族们之所以能逼迫英王约翰签字，是因为他们拥有独立的封地、城堡、税收以及私兵。他们对王权形成了物理意义上的制衡——如果国王违约，贵族可以合法地发起武装起义。

同样，唐代的“五姓七望”等门阀士族，拥有世代相传的家族庄园、深厚的社会声望与庞大的门客网络。即使皇帝更换，门阀世族的社会基座依然稳固，甚至可以不屑与皇室联姻。

然而，唐宋变革的核心变化之一，就是魏晋隋唐以来的门阀士族在黄巢之乱与五代战乱中被毁灭殆尽。宋代的士大夫阶层，是纯粹通过科举制度提拔上来的官僚型士大夫。

宋代士大夫没有世袭的领地，没有独立的私兵，甚至连家族土地也随时可能在市场交易或政治动荡中流失。

他们的一切特权，例如：免税免役、高额官俸、政治声望乃至个人与家族的性命安全，百分之百依赖于皇帝的赐予和官僚体制的庇护。

这种社会结构决定了士大夫对皇权具有致命的依附性。他们既无割据地方的资本，也无武力反抗的手段。

一个在物理结构上完全依附于国家机器的阶层，无论其道德口号喊得多么响亮，也根本不具备与至高皇权进行平等博弈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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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关于宋代“共治”的论述中，宋太祖确立的“朝堂须留异论”被奉为圣旨，御史台与谏院（台谏）的活跃也被视为言论自由的象征。

但如果从帝王统治术的角度去审视，这不过是皇帝用来操控朝局的平衡术（“异论相搅”）。

宋代统治者极其深谙权力制衡之道。赵匡胤与赵光义深知，如果朝堂上出现一个铁板一块、意见高度一致的文官集团，皇权就会被架空。

因此，皇帝故意在朝堂上扶持反对派，保持两派或多派势力的势均力敌。

当宰相权力过大时，皇帝就放纵台谏官猛烈弹劾，逼迫宰相辞职；当新党占上风时，皇帝就暗中保护旧党领袖，留下复起的火种；当反对意见威胁到皇帝核心决策时，皇帝又会毫不犹豫地下令“禁止横议”。

到了北宋中后期，这种“异论相搅”的制度设计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副作用：台谏机构彻底异化为党争的打击工具。

原本用于监督皇权和官僚系统的言官，不再关心国计民生的实际效果，而是完全沦为执政党派铲除异己的“私家打手”。新党上台，利用台谏将旧党贬往岭南；旧党复辟，利用台谏将新法斩草除根。

这种将政策分歧彻底道德化、情绪化的党争，不仅没有实现所谓“理性的共治”，反而彻底摧毁了文官系统的行政效能。

台谏官只需罗织罪名、进行人身攻击，就能将政敌驱逐出朝堂。皇帝则高居于各派斗争之上，扮演着终极裁决者与裁判员的角色，将皇权独裁推向了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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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臣共治”的论述中，理学家的“道统”学说是另一个常被引用的核心支撑。

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提出了极其宏大的政治理想：他们认为存在一个高于世俗政权的“道统”（圣贤传续的真理与道德规范），而皇帝所代表的仅仅是“治统”（世俗的统治权力）。

理学家们梦想通过“格君心之非”，即通过对皇帝进行严格的儒家道德熏陶与讲宴教育，纠正皇帝的私欲，让皇权屈服于道统，从而实现理想中的“圣君贤相之治”。

这种构想在理论上极其完美，但在现实的政治面前却脆弱得不堪一击。

“道统”能否发挥约束作用，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的道德选择与现实需求。当皇帝需要借助儒家学说来巩固统治合法性时，他可以表现得谦逊有礼，甚至虚心听讲；但一旦皇帝的意志与理学家的道德劝诫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皇权的暴力本质就会显露无遗：

宋神宗时代，理学名家程颢向神宗陈述儒家仁政之道，神宗最初虚心听取，但当神宗发现理学家的道德劝诫阻碍了他“富国强兵”的决心时，便迅速将程颢等人边缘化，全面重用注重功利的王安石；

宋徽宗时代，徽宗直接将司马光、苏轼等309位士大夫定为“奸党”，立“元祐党人碑”，全国通缉，焚毁其著作，彻底打碎了士大夫的道德尊严；

到了南宋宁宗时代， 韩侂胄为了铲除异己，直接将朱熹的理学打成“伪学”，掀起了残酷的“伪学逆党之禁”，禁止理学门人参加科举与做官，朱熹本人也在抑郁中离世。

理学家试图用道德（道统）来约束权力（治统），本质上是用无形的软约束去对抗有形的硬权力。

在没有任何法定司法独立或物理强制力保障的前提下，道德说教不过是建在沙滩上的城堡。一旦皇权挥舞起暴力的铁棒，“道统”便迅速向“治统”屈服，甚至被迫沦为皇权粉饰太平、进行政治清洗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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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帝国治理有一条铁律：“官不下县”。宋代的正式文官编制，最底层只延伸到县一级（知县或县令）。

而县以下庞大的乡村社会，具体的税收征缴、役捐分摊、辑捕治安与诉讼审理，完全交给了不入流的“胥吏”与地方富户（保正、户长）。

在朝堂之上，士大夫们穿着宽袍大袖，引经据典地争论着“仁政”与“王道”；但在基层社会，由于宋代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疯狂抽干，地方官府根本没有足够的预算来维持庞大的基层行政。

为了完成中央下达的巨额财税指标，地方官府被迫放任甚至倚重胥吏进行暴力征刮。

宋代的“胥吏之祸”，在中国历史上极其典型。这些没有正规官阶、没有国家发放的固定薪水、终身在基层办事的胥吏，将国家颁布的各项新法与税制彻底变成了盘剥百姓的工具。

青苗法： 本意是官府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户发放低息贷款，但在基层却演变成了胥吏强行摊派、层层加码、收取高额“手续费”的官办高利贷；

免役法： 本意是允许百姓交钱代役，但在基层却变成了胥吏与富商勾结，随意抬高役钱标准、将贫民逼至破产的工具；

折变与均输： 胥吏利用农作物价格波动，在征税时强行将粮食折算为布匹或现钱，从中赚取巨额差价。

这种“顶层道德表演”与“底层制度性抽干”的严重脱节，揭示了宋代治理的真相：所谓的“共治”，不过是占人口极少数的顶层文官精英，在享受着高官厚禄与免税特权的同时，与皇权达成的一种利益妥协。

士大夫在朝堂上的“宽容”与“体面”，是以底层千千万万普通农户承受极其残酷的胥吏抽干为代价的。

这种未能转化为基层善政的“共治”，称之为“治理巅峰”，无疑是对历史真相的极大讽刺。

若从行政效能、财政健康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审视，宋代的治理成色同样经不起推敲。

宋朝的年财政收入经常突破一亿贯，商税和专卖收入（茶、盐、酒）占比首次超过了传统农税，呈现出高度的货币化特征。但这庞大的财政收入，并没有转化为高效的国家治理能力，而是全部吞噬在了“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的黑洞中。

宋代为了分化权力、安抚士大夫，不断增设机构，科举大量扩招，加上恩荫制度泛滥，官僚队伍呈指数级膨胀。

到了宋仁宗时期，全国官员数量比宋初增加了数倍，形成了“十羊九牧”、机构重叠、互相推诿的荒诞局面。

同时，为了防止地方百姓因饥荒造反，宋代采取了“每遇凶年，则大招饥民入伍”的政策，将大量的社会闲散人员编入禁军和厢军。结果建立了一支数量高达百万、却缺乏训练、毫无战斗力的庞大雇佣军。国家财政的70%以上被用来养这支“防民之犬”的军队。

庞大的财政收入刚落入国库，就被庞大的官僚集团和不打仗的军队消耗殆尽。国家永远处于财政赤字的边缘，迫使朝廷进一步通过增设专卖、滥发纸币（交子、会子）、增加折变来搜刮底层，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

更致命的是宋代治理的核心病灶——防内甚于防外。

赵宋皇室最恐惧的，从来不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而是内部的军阀割据与地方叛乱。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宋代将地方的财权（转运使）、兵权（精兵全抽调至京师守备）、行政权（文臣知州加通判监督）剥夺得干净彻底。

这种制度设计固然成功消除了地方兵变的可能性，但其代价是彻底摧毁了地方的自卫能力与应变弹性。

一旦中央京师被突破，或者中央政权陷入瘫痪，整个帝国的地方系统立刻呈现出卡夫卡式的麻木与瘫痪。

靖康之变中，金兵几万骑兵深入腹地，宋朝数百万军队、数千州县竟如纸牌屋般轰然倒塌，根源就在于这种极权体制将地方削弱成了毫无血性的行政傀儡。

6

既然宋代的“君臣共治”在制度层面漏洞百出，那么，这种将宋代高度浪漫化的美化运动，究竟是怎样一步步演变出来的？

这背后有着深厚的思想史演进轨迹与极其复杂的心理诉求。

第一阶段来自于南宋理学家的道德建构。

靖康之难后，南宋士大夫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创伤。为了解释北宋为什么会迅速灭亡，理学家们将原因归咎于王安石变法以及徽宗朝的道德败坏。

为了树立道德标杆，朱熹等人塑造了一个神话般的“北宋前期”——在那个时代，仁宗至圣，士大夫如范仲淹、司马光皆为道德完人，君臣相得，天下太平。理学家们通过塑造理想化的北宋，来批判南宋现实中秦桧、史弥远等权相独裁的丑陋现实。这种美化，本质上是一种“托古改制”的政治批判武器。

第二阶段来自于明清遗民在血腥现实下的反向投影。

明代的皇权专制走向了粗暴与野蛮，皇帝动辄在朝堂之上施以“廷杖”，将大臣当场杖毙；厂卫特务机构无孔不入。而随后的清朝，更是实施了残酷的“文字狱”与严苛的满汉等级制。

面对这种极端的专制压迫，像黄宗羲这样的明末清初思想家，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了数百年前的宋代。

在明清士大夫眼中，不杀大臣、不打屁股、高薪厚禄的宋代简直是文人的天堂。他们对宋代的赞美，绝不意味着宋代真的实现了共治，而是明清两代皇权的残暴，反向衬托出了宋代皇权的“温和”。

第三阶段来自于近现代史学者的本土化焦虑。

20世纪以来，为了反驳西方学者“中国古代只有专制、没有法治与民主”的论调，钱穆等学者极力挖掘宋代政治中的“民主因素”。到了20世纪末，余英时先生进一步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提升为宋代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

学者们的初衷固然是为了寻找中国本土文明的内在演进动力，但在客观效果上，却模糊了“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界限。

士大夫“想要”共治，和制度上“能够”共治，完全是两码事。将士大夫的一厢情愿，等同于宋代政体已经实现了共治，这是历史研究中最常见的错置。

7

剥离掉层层历史附会后，关于宋代“君臣共治”与治理成色的真相清晰可见：

从制度本质来看，宋代不仅没有实现“君臣共治”，反而完成了中国古代专制皇权的一次重大升级。它通过拆解相权、官职分离、收缴地方权力，将一切决策与裁决的终极权力牢牢锁死在皇帝一人手中；

从阶层关系来看，士大夫阶层从未获得过与皇权平起平坐的法定地位。由于门阀消逝，完全依附于国家机器的官僚型士大夫，根本不具备与皇权博弈的物理基础。他们所享有的一切尊荣与高薪厚禄，不过是皇权为了压制武夫集团、维护赵宋统治而支付的“雇佣佣金”；

从治理成色来看，宋代的文官治理固然创造了绚烂的文化与繁荣的城市经济，但其背后是臃肿低效的官僚机构、酷烈的台谏异化、疯狂的基层搜刮，以及在异族铁蹄下不堪一击的国防脆弱性。

不存在什么温情脉脉的“共治”黄金时代，有的只是皇权在精明算计之后，为士大夫打造的一座铺着锦缎、备着厚禄的精致牢笼。士大夫们在这座牢笼里吟诗弄墨、议论朝政，甚至以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但只要笼门外的皇帝轻轻一挥手，他们的所有尊严与命运，就会在瞬间化为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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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合众声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