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医院“哈佛楼”的前世今生

文/彭靖（上海交通大学终身教育学院讲座教授）

每当人们提及民国时期在中国的西方医疗机构，首先想到的便是极具代表性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创办的协和医学院，当然还有其它一些赫赫有名的医院，比如：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等等。但在这一时期，同样有一所学校，拥有着非常响亮的名字，却鲜有人提及，这就是民国初期创办于上海的“中国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 of China, 简称HMSC）。即上海哈佛医学院，如今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前身。很可惜的是，上海哈佛医学院昙花一现，从1911年到1916年，只存在了短短六年。

上海华山医院中的“哈佛楼”

在上海市静安区，华山路与乌鲁木齐路附近，属于寸土寸金的市中心黄金地段，周边大厦林立，盖楼见缝插针。但是，位于乌鲁木齐中路12号的华山医院，在院内西边中部，靠近“华山花园”入口处，至今保留着一栋占地面积宽裕，四方形的晚清建筑。这座三层砖木结构、坐北朝南的建筑被院方命名为10号楼。它与周边20多层高，乳黄色的急诊大楼、对面银白色住院医技楼形成鲜明对比。

1910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发起人，沈敦和在此创设中国红十字总医院，及其附设医学堂，即华山医院前身。1911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募集资金、投入医疗设备与师资人员，在此创办的一所培养精英医学人才的医学院。

后来，沈敦和接手并依托这座平台，不仅致力于他在留学英国期间，学习与接受的战地救死扶伤的“红十字理念”，作为主持中国红十字会工作重心。同时，他还延伸到恶性传染病防治事业，其后期更是涉及现代医学与生命关怀层面，十分重视医学人才培养。

2003年12月，徐建光教授出任华山医院院长期间，毅然拨巨款将其修缮如初，医院里这枚标志性符号，被上海医学院校友称作“哈佛楼”。

进入21世纪中期，由于“哈佛楼”历史悠久，年久失修，且存在采暖及制冷效果不佳的问题，过渡季节无新风系统，平时换气基本靠开窗。作为华山医院的门面，“哈佛楼”不仅大打折扣，还存在能源浪费的现象。

2016年5月18日，在丁强院长的主持下，对于“哈佛楼”进行重新改造。采用8台多联机空调系统替代原有空调，并增加新风系统，通过吊顶修补和替换、、内墙面粉刷、木结构油漆修补等一系列措施，让“哈佛楼”焕然一新，重新担负其历史使命。目前，华山医院的“哈佛楼”作为院史陈列馆、医院举办学术会议，以及接待外宾的最佳场所。

“上海哈佛医学校”成立的背景

1869年，查尔斯·艾略特任哈佛大学校长后，他提出了哈佛应遵循的座右铭：

“入以增长才智，离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人类”。在他的服务理念的鼓励之下，一群哈佛医学院的毕业生来到了中国，希望用他们的所学在中国开辟一个新的事业：服务于中国人民。他们到来中国的并非盲目，很大程度起因于艾略特校长的年度报告。

1908年，在校长年度报告中，艾略特着重谈到了他对中国的考察内容。根据当时中国的医疗条件与现状，他认为在中国开办医学校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其卫生条件恶劣。原因在于：一方面缺乏必要的卫生设施；另一方面疫病流行猖獗，再加上人们的卫生知识匮乏。中国这样的医疗状况，给艾略特的心灵给以深深地震撼。在这份报告中，他请听众设身处地设想一下，以美国九千万的人口来看，如果只有一百六十所医院，没有专门的儿童医院，没有为穷人开办的诊所，如果所有的医学校都撤消，如果九千万人没有任何卫生知识，如果每家都有结核病人，没有一个城市没有天花，到处是淋巴鼠疫……如果这就是你们要居住的地方，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更何况中国人口数倍于美国。在报告的最后，他强调说：“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作为一位西方学者与教育家，他的看法或许有些片面。但是至少表明，当时中国的卫生状况与美国的对比给了他强烈的震撼。另外，也许为了引起人们对中国卫生问题的关注，他因此作了一些夸张。他做这份报告时，当时在哈佛医学院留学的刘瑞恒也在场。几年后，当他回忆起这场报告时，仍觉得羞愧难当。

此外在报告中，艾略特还谈到了中国医生的现状。在他看来：在中国要想成为一位医生似乎非常简单，无须资格与执照，只要你决定成为一位医生，你就能成为一位医生。只要你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你也会被看成是一名医生。中国的医学教育虽历史悠久，但知识陈旧，教材也是一千五百年之前的，特别是西方所重视的解剖学在中国没有开设，因此解剖学知识错误百出。所以，当时在西医看来很简单的手术，中国医生也是不会做的。

可以说，此时的中国，对西方医学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因此，出于人道主义的观点与教育学家的责任心，艾略特指出：“只有在一个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愿意成为他的朋友才算是真正的朋友，正是这种想法使我转向了中国医疗的需求。”不仅如此，他指出这些情况对于美国来说也同样重要。

当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不但有外国传教士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还有数千计的商人来到中国经商，甚至还有一些政府的外交官员代表。至少，中国的医疗状况对于这些美国人都具有重要意义。艾略特还指出，既便在美国国内，也不是和中国完全无关的。疾病是不分国界的，只要在中国存在传染病流行，就会使美国人染上此病，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一样。艾略特陈述不免带有点功利的色彩，但是不可否认，这种说法很能打动他的美国同胞。

除了论证建立医学校的必要性，他还阐明了实施的可能性。他指出：中国政治方面已出现了民主的曙光；要教育方面，旧的教育体系——科举制度被废除，新的类似于西方的大学、学院、语法学校的教育体系已经出现；经济方面，中国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城市；医疗方面虽然依旧落后，但人们越来越信赖西医并希望得到西医的治疗，关于让大量的中国医生接受现代医学科学培训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艾略特的眼中，中国将不再是一个愚昧落后的国家。他还特别提到，中国人本性的友善、诚实，都表明中国是一个值得去帮助的朋友。

于是，带着帮助中国朋友的热忱、开创海外事业的雄心、拯救民众疾苦的同情，中国哈佛医学院开始了它艰难的开创历程。1911年，在这样的背景下，哈佛医学院在中国成立。

至于在中国兴办学院的地点，他们认为选在上海有若干优势：上海是一个管理得较好的城市，在上海的外国人有2万之多；圣约翰医学院由于受人员和资金的限制希望转移到新的学校，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基础；上海有25名外国医生，有8-10人有较高素养可以成为新学校的教师；上海有5所医院，共900床位，可以为学校和实验室提供临床的研究和培训；教会的圣路克医院有200张床位，可以为学校提供临床的设备，医院旁边还有空地可以作为学校地址，这样学校可与医院相邻；上海市还有发达和有效的市政卫生机构。

选址确定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筹资。当时的目标是为学校争取到每年2.5万美元的资助，至少要维持五年。带着这样的想法，埃德华兹博士立即着手寻求哈佛大学校友及其他热心人士的支持，为此他到了许多大城市甚至包括檀香山。经过一年下来收获颇丰。在1911年4月29日的校董事会上，埃德华兹博士概述了他的行程，并向大家宣告此次募捐共获得资金3.6万美元。其中，1.85万美元来自私人捐助，其余来自公共拨款。此外，除私人捐助和来自俄勒冈、夏威夷的部分将会立即到帐外，其他款项需要通过出示消费凭据来获得。

除了确定目标、地址、捐助之外，1911年4月的会议还根据马萨诸塞的法律加进了几位代表芝加哥、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檀香山的董事。学校于1911年5月23日正式成立，并在第一次学校会议上，确定了学校的主席、执行委员会、咨询委员会、财务主管和秘书等。

但HMSC想在中国复制美国哈佛医学院的模式，希望学院必须要有自己的医院。最初，HMSC想自己购地建医院。为此，哈佛校方咨询委员会找到了一块属于铁路局的空地，执委会的成员还在美国寻求经济支持，但最终未能成功。这时，红十字医院进入了HMSC的视线。但与红十字医院的协议也是来之不易的。而到了暑期时，学院成功地获得了基本的临床和医院设备，并初步与红十字进行了接洽。经过一个月的洽谈，最终确定与红十字医院开展合作。

当年，红十字医院的这幢古典主义风格、三层砖木结构、坐北朝南的外廊式建筑，始建于1909年，于1910年竣工，被当时的中外人士赞誉为“沪上之冠”。

“上海哈佛医学院”运营与管理

HMSC的第一批学生有12人，是在圣约翰医学院读了两年转来的。当时圣约翰医学院正面临人员及经济上的困难，有时甚至不得不隔年招生，所以正好HMSC刚立足，一时也难招到学生，于是这些学生就转到了HMSC直接就读三年级，于1912年2月开始了第一学期的学习。

当时任教的教师共7人，他们分别是热带医学教授、后来成为HMSC校长的胡恒德（Henry S. Houghton），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教授寇尔 （Herbert E. Coe）与埃德华兹，耳鼻喉及眼科教授邓洛普（Albert M. Dunlap），病理学与细菌学教授艾格斯（Harold E. Eggers），解剖学教授希尔特那（Walter G. Hiltner），外科与神经病学教授夏普（William J. C. Sharpe），以及教学使用的报告厅和实验室都是无偿使用圣约翰医学院的。

HMSC为了让中国的初步的医学教育有一个严格的纪律标准，对学生的考核非常严厉。首先是分数的要求比较高，及格分定为70分，在60~70分之间是需要另外再进行考试的，60分以下为不及格。因此有不少学生掉队或降级。其次，除了分数，学校对学生的品行要求也非常严格，1912年就有5名学生因不服管理被开除。正如HMSC所宣称的目标一样，他们认为学校应该重质而不重量。这从他们对学生分数与品行的严格要求就可见一斑。他们的办学热情除了表现在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之外，还表现在为社会举办的毕业后课程。

1914年6月，在HMSC学习的第一批5名学生毕业。 这5名学生非常抢手，而且对他们评价颇高。但由于他们都有义务为教会工作或受到教会资助，所以基本上毕业后第一年都进入了教会医院工作。甚至连当时非常出名的伍连德向HMSC要毕业生时也没有要到，所以一些重要的职位虽然为他们敞开，但他们却去不了。在这5名学生中，目前了解较为详细的有两位：一位是谢元甫（George Y. Char），他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泌尿外科；另一位是陈宗贤 （Ts’en Tsung-hsien） ，后成为中国生物制品创始人之一，为国内外著名的细菌学及生物制品专家。

HMSC在中国的办学事业社会反响还是很好的，他们也的确做了不少实事，但影响的范围似乎还只局限在教会医生和外国人及医疗卫生的圈子内，基本属于精英教育的模式，没有深入普通民众。在他们的年度报告中也找不到有关普通中国民众对其工作的评价。

1915年，刘瑞恒（1890-1961）在美国获得哈佛医学博士学位，也是中国首位哈佛医学博士。他回国后立即投身教育事业，并在上海哈佛医学校担任教授。在1918年，他被北平协和医学院聘为外科教授。1920年至1921年，他赴美进一步深造，专攻癌症外科技术。此后，刘瑞恒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他不仅担任北京协和医院的第一任华人院长，还成为中华医学会会长。

近百年来，从这座古老的建筑里，走出一代又一代西医名师，如今不少人已经成了医学界精英。因此在医学界，上海哈佛医学校素有“上医”的品牌。

“上海哈佛医学院”停办的原因

HMSC虽于1911年成立，正式招生于1912年，却在1914年就开始了迅速的扩张。在HMSC看来，连当时被认为是上海最好的红十字医院规模仍是不够的。而且这种迅速的发展还是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进行的。急于求全、求精的想法最终为HMSC自己种下了苦果。

截至1914年，上海哈佛医学院除了护士与管理人员，专业教师只包括了6位内科和外科医生。在校学生也仅有6名，美其名曰高标准择优录取，其实是报名者寥寥，总共也不过区区20余人，无法与本地老牌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争夺优秀生源。

显然HMSC是在用美国国内的标准在衡量一切，希望一切都是最高的标准。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培养中国医疗界的骨干和领军人物，即“精英化”的培养。然后，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培养出的精英发挥作用，进而改善中国的医疗卫生状况。这一理念本身并没有错，在美国也可以运用的很好，也确实培养出了卓有建树的医学人才，但在当时的中国却不是最合适的。

当时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能够直接显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但在这方面HMSC又有自身的局限性。而这一过程注定是漫长的，而且是隐效的，在当时的中国这进一步成了其“本土化”的障碍。所以，“本土化”的不足与“精英化”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最终学校的困窘。

总的看来，一群热血青年怀着一腔热忱，为了一个人道的事业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建立起中国哈佛医学院，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他们有着先进的教育理念、科学的管理模式、严格的教学制度，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但是同时，他们的失败也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任何先进的理念和模式都有其发生的土壤，都必须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相适应。作为一个完全由外国人创办的学校，如果得不到中国人的广泛支持与参与，得不到稳定的资金来源，不能很好地适应与中国民众的广泛需求，注定会出现水土不服，甚至最终夭折，HMSC显然成了最好的注脚。

###

来源：學人scholar，文中图片略有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