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经济学人》、马斯克： 一个文明如何停止反思

文/杨大巍

1793年夏天，一支英国使团抵达北京。团长乔治·马戛尔尼肩负明确使命，扩大中英贸易，争取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并试图建立不同于朝贡体系的外交关系。从结果看，这次出使没有达成英国政府的预期。

两百多年后，人们谈起马戛尔尼，记住的大多仍是他有没有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然而，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那场礼仪之争，而是马戛尔尼对中国，以及对那个时代所作出的观察。

对于乾隆来说，当时几乎没有理由怀疑自己的判断。十八世纪末的大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财政充盈，在世界经济中仍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一位统治帝国近六十年的皇帝来说，眼前的一切都证明着现有制度的成功。因此，在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他写下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今天，我们很容易把这句话理解为傲慢。但回到1793年，它更像是一位处于鼎盛时期的统治者，对自己所处时代作出的判断。

就在乾隆接见英国使团的时候，大西洋彼岸的工业革命已经展开。蒸汽机带来的不仅是工厂，更改变了生产方式、财富来源和国家实力。大清依然站在旧时代的巅峰，一个新时代却已经悄然开始。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它终将重塑未来的世界秩序。

马戛尔尼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的日记里没有轻视中国文明，反而多次赞叹这个古老帝国的规模、秩序和行政能力。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注意到，一个长期成功的文明，往往最难察觉外部世界已经发生的变化。

后来，他把清帝国比作一艘庞大的一级战舰。这句话后来被无数历史学家引用，并非因为它准确预言了鸦片战争，而是因为它揭示了一种更普遍的历史规律。文明最大的危机，往往不是出现在衰落之后，而是出现在它最自信的时候。

半个世纪后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但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推几十年，变化其实已经开始。1840年的炮火只是让所有人看见了结果，而1793年的北京，已经显露出历史转向的迹象。

最近，《经济学人》总编辑、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 Zanny Minton Beddoes来到特斯拉超级工厂，对埃隆·马斯克进行了一次一个多小时的专访。采访播出后，很多媒体关注的是双方激烈的交锋。但我反复看了几遍，印象最深的却不是这些。

采访一开始，Beddoes就把话题引向英国。她希望马斯克解释，为什么一位已经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企业家，会如此频繁地评论英国政治，公开支持Reform UK，并不断批评工党政府和英国主流媒体。

《经济学人》长期代表着英国主流建制精英的声音。从这个角度看，这些问题并不难理解。但马斯克几乎没有顺着这个思路回答。他很少解释自己为什么发那些推文，也没有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辩护，而是一次次把话题拉回英国正在发生的事情。非法移民持续增加，经济增长长期停滞，能源政策、财政压力、犯罪率，以及越来越多民众对建制政治失去信任。

Beddoes不断追问的是观点本身，马斯克回答的却始终是英国正在发生的现实。两个人谈论的是同一个国家，却始终没有谈到同一个问题。

采访接近尾声时，马斯克说出了后来被广泛引用的一句话，“You live in a cloistered existence.”（你活在一个与现实隔绝的世界里。）

如果把这句话单独摘出来，听起来像一句尖锐的讽刺。但放回整场采访，它更像是在批评英国一部分建制精英。他们不断讨论英国，却离真实的英国越来越远。

为今天的英国感到忧虑的，并不只有马斯克。加拿大心理学家Jordan Peterson也曾多次谈到英国。在他看来，英国留给现代文明的，不只是莎士比亚、牛顿、工业革命，或昔日的大英帝国，更重要的是普通法、议会制度、言论自由、个人权利，以及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这些共同塑造了现代西方文明。

也正因为如此，当他看到今天的英国时，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一种惋惜。

在接受Piers Morgan采访时，Peterson说，

“今天精英阶层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一种肤浅、自私、自利、自恋的心态，而且几乎横跨整个政治光谱。正是这种现象，让加拿大陷入低迷，也让英国走到今天这一步。

英国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世界欠英国一笔巨大的文明债，这一点至今没有改变。

最让我痛心的是，看着英国因为软弱的政治正确一步步走到今天，甚至能够容忍大批工薪阶层女孩长期遭受有组织、残忍的性侵，却选择沉默；那些站出来揭露真相的人，反而遭到污蔑和打压。

我们真心希望英国能够重新振作，重新找回勇气。因为如果英国继续这样衰落下去，那将是一场巨大的悲剧。”

这也是为什么采访中不断追问马斯克是否在英国生活过，会显得有些奇怪。马斯克讨论的并不是某个地方政府的具体政策，也不是某个社区该建多少住房。他谈的是一个国家正在发生的方向性变化。言论空间不断收缩，社会秩序逐渐松动，移民政策正在改变国家的人口与文化结构，而英国传统却越来越难以被公开捍卫。

面对这些问题，最有力的回应应该是事实和逻辑。如果马斯克夸大了犯罪、移民或经济问题，可以用数据反驳；如果他误解了英国制度，也可以指出错误。但“你在英国住过吗”，并不是一种反驳。一个人没有生活在罗马帝国，并不妨碍他讨论罗马为什么衰落；一个人不是法国人，也不妨碍他分析法国大革命。文明的问题，从来不取决于一个人的居住地址。

这也引出了一个越来越难回避的问题。What is Britain?

英国究竟是什么？它只是一个行政区划、一本护照和一群恰好生活在这里的人，还是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定义着它？如果英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制度和价值，那么这些东西是否值得维护？如果值得维护，又该由谁来维护？选择成为英国社会一员的人，是否也应当承担维护这些传统的责任？

多元文化本身并不一定会摧毁一个国家。不同背景的人完全可以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也可以带来新的活力。问题在于，多元文化必须建立在某种共同文化之上。如果一个国家只强调差异，却不再强调共同身份；只要求原有社会不断退让，却不要求新来者理解和接受这个国家的传统；甚至把维护本国文化视为狭隘、排外或者危险，那么多元文化最终带来的就未必是丰富，而可能是瓦解。

一个国家可以接纳不同的人，却不能放弃对自身的定义。一个文明也可以不断变化，却不能在变化中失去支撑自己的精神和传统。今天英国真正面对的，也许并不是应该接纳多少移民、哪一个政党上台，或者下一届选举谁会获胜。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英国人是否仍然相信，英国有某些值得保存的东西。

马斯克关心的是这个问题。Jordan Peterson真正痛心的，也是这个问题。而《经济学人》总编辑在整场采访中，似乎始终没有真正触及这个问题。

当然，英国今天面对的问题，不是马斯克能够解决的，也不是Jordan Peterson能够解决的。他们可以发出警告，可以表达遗憾，也可以为英国惋惜。但文明最终只能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自己守护。

回看两百多年前，马戛尔尼观察中国时，字里行间其实也流露出一种惋惜。一个曾经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什么会在新时代已经到来的时候，依然如此自信、如此封闭？为什么会坚持认为自己“无所不有”，而不愿认真打量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那种自负，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几乎已经成了一种自我麻痹。

今天，类似的情绪再次出现，只不过对象换成了欧洲的部分精英。《经济学人》总编辑是其中相当典型的代表。如果把她换成《纽约时报》的主编，双方写出来的文章、说出来的观点，往往并无本质区别。他们喜欢称自己为classical liberal（古典自由主义者），但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古典自由主义，核心价值之一是言论自由。他们今天已经很少真正谈论这一核心价值。他们以古典自由主义之名，行的是激进自由主义之实。

这批人构成了英美建制精英的重要部分。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提出的各种主张是光荣的、高尚的。但在实际结果上，他们逐渐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放弃了英格兰的传统，也放弃了基督教的传统。他们允许多元文化在缺乏共同文化基础的情况下不断扩张，以至于原有的文化根基被一点点掏空。这正是欧洲今天面对的核心问题，也是美国过去几十年一直面对、至今仍在努力纠正的问题。

区别在于，至少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并开始尝试纠正。欧洲却还没有。欧洲的许多精英仍然相信自己比美国更先进、更文明、更正确。可现实是，今天英国的部分地区，在治安、基础设施和公共秩序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经济长期疲软，社会活力下降。

欧洲越来越像一座珍藏辉煌过去的博物馆，却越来越难成为创造未来的地方。

两百多年前，马戛尔尼看到的是一个仍然强大、却已开始失去对外观察能力的中国。今天，我们在欧洲部分政治与媒体精英身上，看到了某种相似的影子。自我感觉良好，与现实逐渐脱节，把批判外部世界当成维持优越感的方式，却不愿认真审视自身正在发生的衰退。

当年乾隆相信“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当世界已经改变，自己却依然用昨天的坐标解释今天的世界。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文明面对变化时的盲点，却常常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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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印象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