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疲惫：东亚人为什么会越活越累？
文/汤山老王
你是不是发现，自己一边活得越来越累，一边反而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以前加班有额外的报酬，现在加班只是为了不被裁员。当勤奋变得越来越廉价，休息反而成了奢侈品，这种“内卷”本质上就是制造业作为就业容器已经完全溢出的典型表现。
中国手机龙头企业苦哈哈一年净利润是40亿美元，员工中位数月薪只有一两万；而同样40亿美元的净利润，国际足联FIFA只需要短短40多天的世界杯就赚到了，同时，世界杯中员工平均薪资高达2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60万。
美国歌手泰勒斯威夫特仅凭一次巡回演出，就在全世界赚了28亿美元，更是直接拿出了1.97亿美元当做奖金分给所有员工，伴舞每人分到了75万美元左右，甚至连运设备的50名卡车司机每人都收到了10万美元支票。
过去40年里，中国在财富增值与扩大就业方面的经验几乎全部来自制造业和房地产，在这场人类史无前例的增长奇迹面前，很多中国人逐渐把“能形成实物”、“能换取外汇”误当成了创造价值并吸纳就业的唯一解法。
我们年复一年让那些最聪明的大脑，去研究如何把一根钢管、一双鞋的成本再降一分钱，却少有人去研究如何把中国服务产业的溢价再提升一块钱。
制造业死磕成本其实无可厚非，但现实情况是，公司降下的成本很多不是从技术迭代里获得的，而是从员工的应得收入里抠走的，当所有的公司都这么搞，群体性的疲惫注定无法避免。
另一方面，随着自动化的不断提高，制造业规模的扩张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已经越来越微弱，甚至开始出现了负相关现象，企业越现代化，员工人数反而越发精简。
2019年，富士康在其深圳龙华工厂内部署了第一条完全自动化的“熄灯生产线”——整条产线无需人工照明，由机器人、机械臂和人工智能系统自主完成从物料搬运、组装到检测的全流程。
改造前，这条生产线需要318名工人三班倒作业；改造后，仅保留38名技术人员负责维护和异常监控，人员精简近90%，而生产效率反而提升了30%。
高精尖技术确实能带来国家层面的竞争力和企业利润，但它无法提供能容乃庞大中产阶级的岗位数量。
在这种情况下，每年1000多万新增毕业生带给我们社会一个二元难题：要么放任市场出清、容忍失业率显著上升，但好处是能维持既有岗位工资水平大体不变；要么强行人为保就业，但这样的缺点是会导致陷入劳动力价格的恶性竞争，俗称内卷。这就是让你变得又累又不值钱的本质原因。
而越是辛苦钱往往就越舍不得花，这又导致国内消费疲软，制造业企业要么出海，要么跳海，别无他法，为了打破死循环我们不断启动国补。但国家补贴依然没法改变深层次的矛盾：我们是依赖出口的制造业国家，万一哪天世界消费疲软，我们又该怎么办？难道给全世界发国补吗？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大家一定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戏子也配这么高的收入？”实际上这种思维是几千年小农经济底色在现代中国的投射。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长期被排除在“士农工商”的主流叙事之外。
在传统视角下，这些行业属于“不事生产”的范畴，甚至被贬低为“下九流”。比如知识服务类的律师，在古代被社会蔑称为讼棍，是耍嘴皮子的货色；再比如会计，古代叫账房小厮，是主家的附庸甚至仆从角色，在社会上属于“不可科举”的贱籍之人。
哪怕直到今天，在相当一部人的认知中，依然本能的把不事生产的职业看作是下贱的行当：金融叫投机，影视娱乐叫戏子误国，电子竞技叫精神鸦片，体育赛事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等等。
这种瞧不起第三产业的思维根源在于小农经济天然的脆弱性，以及随之产生的极度生存焦虑。
在土地产出极其有限的情况下，社会必须强行压制一切不直接产生实物的行当。每多一个人唱戏，就少一个人种地，而粮食收成少一分，饿死人的风险就会大一分。因此，小农社会对“非物质产出行业”的容忍度极低，对于劳动力的浪费更是深恶痛绝。
勾栏听曲被视为不务正业，演戏唱曲的戏子伶人更是地位排在奴仆和乞丐之下，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地位之低可见一斑。
但小农经济逻辑下劳动力极度稀缺的观念，自从工业革命和电气化革命以来，早已被完全颠覆了。随着自动化与规模协作能力的不断升级，人类社会从持续了几千年的商品供不应求，变成了全方面的供应过剩；在钢铁工厂和流水线面前，劳动力价值变得越来越过剩和廉价，以至于开始产生“失业”。
之前的节目讲过，欧洲的资本家最开始为此喜不自胜，因为工人薪资越低意味着企业利润越大，然而十几年过去了，资本家发现问题开始变得棘手，由于老百姓赚不到钱，社会消费力大幅减弱，从员工薪资上面盘剥的那三瓜俩枣利润，全赔在下滑的销量上了。为了扩大市场维持利润，欧洲国家开始互相争抢殖民地，最终引发了一战和二战。
在战后的废墟上，西方国家意识到如果不解决“如何吸收被自动化挤出的过剩劳动力”这个问题，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依旧无法避免。在不断的探索之下，大家发现了第三产业在吸纳就业、稳定社会收入水平上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工业制成品，如电器、手机、家具乃至于汽车等等，虽然单价高，但它们是耐用品，复购率极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才换一次，但以影视娱乐和知识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不仅天然有着稳定且高频的复购需求，而且由于以人力、脑力服务为主，反而极难被机械自动化取代，可以长期维持对就业的大量吸纳。
迪士尼和特斯拉的年营收都在950亿美元左右，但是迪士尼吸纳的全职员工数量是特斯拉的两倍以上。迪士尼单单靠授权所谓的漫威戏子形象，每年就能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直接收入，比三一重工卖几万台挖掘机、福耀卖全球汽车玻璃赚得还要多。
四年一届的欧洲杯，平均每年的直接收入折合人民币50亿元，而中超联赛每年人均直接收入却只有欧洲杯的九分之一。也正是因为极强的附加值，欧洲杯得以成为一个庞大的中产孵化器，围绕着它而诞生了数以万计的媒体工作者、专业理疗康复队伍，以及顶尖的律师、营销、美术等等经济团体，一场比赛的背后往往需要上千个岗位的深度参与。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周期里，服务行业的员工“离职底气”是极强的，因为需求过剩、人手不足，老板不仅不敢随意克扣，甚至还得加薪留人，更不会听到那句“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这样的话。
再看知识服务行业，全球四大审计咨询公司之一的德勤，拥有46万名全职员工，几乎清一色全是高学历的咨询、审计、会计、税务和法律人才，养的妥妥都是社会消费中坚力量——中产阶级。
德勤的年营收超过670亿美元，对比全球电脑制造巨头龙头企业，同样的营收规模，后者只能养活大约8万人，仅是德勤的六分之一。
当然这个时候不能用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和德勤作比较，一方面，富士康养的员工是最为基础的一天两班倒的蓝领工人，在社会经济循环方面产生的动量远远小于咨询公司里的那些中产；另一方面，中国就业最大的难题来自于每年1000多万的高学历应届生无处可去，而不是流水线工人，相反，近几年由于人口的滑坡叠加高校扩招，反倒是基础工人出现了用工荒。
工厂自动化提高了，但白领反而正在民工化，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作为一个白领觉得工资上不去，因为你实际上是新时代的民工，只是被套上了个白领的名字，让你觉得自己不是民工而已。中国并不急需更多的富士康，但迫切需要大量的中产岗位。如果真要类比富士康，那同级别的第三产业一定就是外卖，而后者所能容纳的就业规模依然是富士康的十几甚至几十倍之多。
回到问题本身：为什么同级别同规模的第三产业，往往能撑起几倍于制造业的就业数量，同时还能保持比制造业更高的中位数薪资？
这牵扯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逻辑：服务型行业是轻资产模式，一台电脑一把椅子，立马就能开张，唯一的“重资产”是人。
人走了，公司立马就空了，所以企业有极强的动力把营收分配给员工从而确保留住人才、保住核心资产。
而制造业的重资产是设备是供应链，它的核心支出是原材料、折旧和规模，而不是人。即使消费者购买了这些产品，收入的大头也流向了核心成本开支，很难通过工资的形式回流到员工手里。
因为在中国，人便宜，资本更便宜，因为之前讲的“金融抑制”，所以产业和金融市场天然有“重资本、轻人”的倾向，这也是中国极易产生资产价格泡沫和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
所以在制造业里，员工对薪资的议价能力极弱。两相对比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制造业的价值在于：提高单位劳动的产出；而服务业的价值在于：提高单位劳动的定价权。
这两者并不冲突，但它们解决的是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前者就像是大家替企业扩大利润，企业有得赚才会考虑给职工增加分配；而后者则是提高社会整体最低薪资水平最有力、最直接的办法。当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提供了体面的保底收入时，它就会成为所有行业的‘薪资锚点’，并且通过抬高社会整体的‘招聘成本’，强行逼迫所有雇主提高分配比例，以留住劳动力。
更直白的说就是，制造业决定了打工人待遇的上限，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核心动能；而服务业通过对“人”的直接定价，决定了打工人待遇的下限，是对个体劳动者的社会性兜底与退路。
说的再简单点就是，如果一个地方的餐厅服务员月薪都能拿8000，当地的血汗工厂几乎就没有存在的土壤，要么关门要么提高薪资待遇。
我们在建国之后，为了快速拉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选择了工业化先行，制造业为主的路线，这是完全正确的决定。
首先，具备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无法独立存在，必须依托于成规模的既有中产群体，而只有工业化能够创造出第一批中产。其次，工业化升级比第三产业而言，不仅速度更快，更易于各地复制经验，而且长期发展路线图也更清晰。
一旦技术定下来，全国学校立即就可以铺开，像流水线一样源源不断的生产理工科学生，这些学生能在几年内就把新技术拓展到企业生产中去，变成源源不断的利润。
但第三产业则完全不同，泛文科类的课目没有太多的定律、公式，甚至有些学科都不存在正确答案，建筑、体育、广告、摄影乃至于金融、法务、供应链等等，都是这样。
一部电影、一个自媒体、一家事务所、一场赛事，尽管没有任何专利门槛，你大可以照着他的稿子再读一遍，拿着一样的剧本再演一遍，照猫画虎也搞个中国足球，但你依然很难找到可以复制成功的公式。
在制造业中，打碎门槛就是大家抢夺市场的号角；但在泛文科类里，没有门槛就是最大的门槛，教育难度大、成才速度慢、对教师素质要求高等等，因此想要提高社会第三产业附加值，是个极为耗时的慢功夫。
在过去出口与地产高速拉动经济的周期里，理工科炙手可热的时候，我们本应主动收紧理工科准入门槛，把学生和资源有意识的向泛文科类倾斜，这样一方面可以稳住劳动市场中理工科人员密度，防止每年1000万的超量应届生冲击已有薪资天平，稳定理工科人的收入上升曲线；另一方面，引导社会舆论从小农经济逻辑向后工业逻辑转变，从曾经的“实业救国”到“多样性兴国”，倡导整个社会对于“人”本身价值的认可。
然而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和韩国的学校乃至社会对“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推崇备至，普通高中文理科班占比时常能达到夸张的1：10左右，院校每年向社会海量倾销理工科学生，结果就是对应的制造业中等及以上收入岗位远远供不应求，而这进一步催生出人比机器便宜的倒挂现象。最终不仅拖慢了第三产业升级的速度，也拖累了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企业的进一步升级，因为在人力极大的供过于求环境下，企业完全没有动力把廉价的工人换成昂贵的机器。
我们并不缺乏服务业，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夫妻馆子、快递小站和理发店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缺乏的是能长期承载劳动力、并赋予劳动者定价权的高附加值服务体系。
有的西餐和日料店，搞出一些噱头，什么“寿司仙人”“花式撒盐”，就敢把均价订到几千甚至上万元，有不少人对此冷嘲热讽说是智商税。
但是在我看来，这种东西很有存在的必要，这种高溢价完全反应的是“人”本身的主观价值，我的一分钟可能很廉价，但是你的一分钟也许值万钱，只要你能找来人买单就可以。
允许个体自由定义自身价值，这就是整个社会迈向高附加值第三产业的核心根基，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一阵子“老己”这个概念这么火，大家逐渐开始意识到，原来我可以自己定义自己的价值。更何况，只有高溢价才能把富人口袋里沉淀的死钱重新拉回到经济循环中去，这对经济是大大的好事。
这一天早该来到，然而由于历史习惯中的“实体崇拜”和对“不事生产”的负面道德标签，我们依然有意无意的倾向于压低服务业的定价和地位，把“成本才几块钱”这种极具工业化烙印的话挂在嘴边，单方面的否定实体物品之外的一切价值。
这导致了人才的单向流动——最聪明的人挤在理工科赛道里内卷，而广阔的服务业领域则充斥着低水平竞争。
一串天珠，从云南到东北，从西藏到海南，整个中国全都在卖，每一个古城古镇步行街里的每一个铺子都在卖，看不到一点差异化，名义上是第三产业，实际上靠的还是你卖4块我卖3块九，这种制造业降利润搏销量的逻辑。
同为农耕儒家影响范畴的韩国和日本也是一样。别看韩国日本有娱乐业，但是它们的偶像行业本质还是试图通过流水线化的工厂模式去不断生成快消偶像，内核依然是试图通过固定公式无限压缩人本身的差异化与价值。
这就是东亚人为什么长期精神紧绷、越来越累、赚钱越来越难最终躺平的本质原因。当我们把制造业当成唯一的财富来源时，实际上是在沿用工业时代的“计件思维”来衡量后工业时代“人”的社会价值，这种认知偏差，也正是我们当下陷入集体性疲惫的认知根源。
工业化本身没有上限，但是工业化的发展对于可吸纳就业人数是绝对有上限的。中国过去40年的成功是制造业的成功，但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摆脱“实体崇拜”的枷锁。我们不需要人人都是泰勒斯威夫特，但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产生、并尊重“泰勒斯威夫特”的环境。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承认：设计师画的卡通海报和工程师的高级图纸一样重要、运动员的汗水和农民的汗水是同等的付出、小说作家的点子和工厂里的精密机床并没有高低区别。
当主流叙事依然在争论“戏子误国”还是“工业救国”时，我们实际上正在亲手阉割高附加值服务业的生存土壤，这导致我们的第三产业长期处于“摆摊、卖笑、卖苦力”的初级阶段。
因为缺乏尊重，所以缺乏长线资本投入；因为缺乏资本，所以产业无法升级；因为无法升级，所以无法提供高薪岗位；因为没有高薪岗位，所以优秀的年轻人只能继续挤在制造业和理工科里卷到天昏地暗。
这种观念上的滞后，已经成为了制约中国进入下一阶段财富循环的阻碍。当我们继续在制造业的存量市场里通过牺牲休息时间来换取微薄利润时，世界上的高附加值服务业正在通过对“人”的定价、对“创意”的授权，轻松地拿走全球价值链顶端那块最肥美的利润。
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明逻辑的转型问题。如果不能从深层意识里打破对实体的偏执，不能给那些“看不见的产出”以尊严和定价，那么“越勤奋越廉价”将成为一个长期无法摆脱的魔咒。
所以当我们说“越来越累”的时候，真正累的并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勤奋正在失去定价能力。在一个以制造业为主导、以重资产为成本核心的经济结构里，人从来就不是价值的中心。机器、厂房、供应链一旦铺开，人的边际价值就会被迅速压缩，直到“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最终演化成老板口中的那句：爱干不干，有的是人想干。
于是，勤奋不再是一种能够提升自我价值的稀缺能力，而是成为了需要无限追加的竞价筹码，仅仅用来避免老板的炒鱿鱼。
这就是当一个社会缺乏能够为“人本身”定价的高附加值服务体系的时候，所能达成的唯一结局：靠延长工时、牺牲休息来换取极其有限的剩余价值。
这正是“勤奋越来越廉价”的根源。你越努力，只是在和更多同样努力的人一起，把原本就不多的收益摊得更薄。而“休息为什么变得昂贵”？
制造业岗位供不应求而第三产业却完全不足以承接溢出人口，这时候休息就意味着退出竞争，在一个缺乏兜底型高附加值岗位的社会里，任何中断劳动的行为都会被迅速惩罚：所以一旦停下来你就会立刻失去位置、失去筹码、失去谈判能力，甚至永久失去重新参与竞争的资格。
有缺了某个医生就搞不定的手术，有缺了某个编剧就热不起来的电影，也有缺了某个律师就拿不下的官司，但从来没有缺了某个人就运转不了的设备和机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失业、裁员、空窗期如此恐惧——因为制造业过剩的逻辑下，一旦离开岗位，人就几乎没有重新定价自己的空间。
制造业决定了人待遇的上限，但当服务业无法托住下限时，所有人都会被迫向下内卷，直到连喘口气都变成一种让人心生愧疚的偷懒，最终整个社会就只剩下一种竞争方式——用更多的人，去分摊同一份有限的剩余价值。
累，成为常态；穷，成为结果。眼下，我们必须正视对高溢价服务业乃至于整个第三产业的产业升级，它的急迫性在我看来，更甚于制造业产业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