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壹家言

近几十年来，一股带有浓厚悲观主义色彩的思潮席卷全球。国际组织高谈阔论，科研机构摇旗呐喊，各路环保人士更是以此为政治正确。他们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个论断——我们的人口太多了。太多的人在消费、开车、进食、繁衍；太多的房屋、太多的牛羊、太多的碳排放挤占了地球的生存空间。在这种叙事逻辑里，人类的每一次呼吸都是对自然的掠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对未来的透支。

于是，我们被灌输了一个令人绝望的结论：人类本身就是原罪，我们就是问题的根源。

正是在这套话语体系的催眠下，人类开始对自己生命的基本组成元素——碳（Carbon），产生了莫名的恐惧。这不仅是科学的倒退，更是哲学的迷失。所谓的“气候危机”，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编织的世纪骗局。

一、 妖魔化碳：对生命本质的无知

这是最基础、最不容篡改的自然常识。碳不是人类工业时代的产物，而是贯穿地球四十亿年生命史的核心元素。人体的血肉骨骼、日常摄入的食物、滋养万物的土壤、遍布全球的动植物，全部由碳元素构成。人类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植物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海洋、土壤、大气、生物之间永恒往复的碳循环，是地球生态自我平衡、生生不息的底层逻辑。别忘了，农业——这一支撑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基石，其核心恰恰是将大气中的碳固定到土壤中，增加肥力、涵养水源。我们不是在破坏碳循环，我们一直是其智慧的参与者。

然而，今天的环保主义却将“碳足迹”描绘成一种必须清洗的污点。这种逻辑何其荒谬？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森林是罪恶的，因为树木也在呼吸；海洋是罪恶的，因为藻类也在代谢。他们将碳这一生命的基础元素妖魔化，实际上是在否定生命本身。

二、 伪科学的“共识”：地球不需要人类拯救

“人类排放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这一说法，早已被包装成不容置疑的科学真理。但只要我们稍微回顾地质史就会发现，这完全是站不住脚的谎言。

地球的历史就是一部气候变迁史。在人类尚未出现的远古时代，地球曾经历过数次远比现在剧烈的暖期。恐龙时代的气温远高于今日，二氧化碳浓度也曾达到现在的十倍之高。是谁的汽车排出了尾气？又是谁的牛羊放出了甲烷？

地球温度的波动，近现代气候的小幅回暖，是太阳系活动、地壳运动、海洋洋流、大气周期共同作用的自然结果，是地球自我调节的正常状态。而非区区几十亿人类所能左右。将复杂的自然系统简化为单一变量（CO2）的控制论模型，本身就是反科学的。反观人类排放的碳，在全球自然碳总量中占比微乎其微。自然界火山喷发、海洋释放、地质活动、河流碳泄漏产生的碳排放量，远超人类工业排放规模，却被所有环保叙事刻意无视、闭口不提。

如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质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其数据选择性使用、模型预测失准的问题。所谓的“97%共识”，不过是学术圈的政治站队与经费导向罢了。

三、 哲学批判：反面镜像下的“人定胜天”

从更深层的哲学视角审视，“碳排放导致人类灭绝”这一叙事，实际上是西方极端环保主义的怪胎，它折射出一种扭曲的意识形态。这看似是对人类力量的否定，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人定胜天”——只不过是以一种反向的方式呈现。传统的“人定胜天”认为人类可以征服自然；而这种极端的环保主义则认为，人类拥有足以毁灭地球的伟大力量。两者殊途同归，都极度夸大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能动性，将人类置于宇宙舞台的绝对中心。

这种思潮往往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西方的环保主义者和白左一边享受着工业化带来的舒适生活，一边大肆宣扬“碳排放”这套歪理邪说。目的一是扰乱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二是干扰发展中国家追赶的步伐，最终实现他们的邪恶目的—控制人类。

我们不需要为呼吸而道歉，也不应为生存而感到羞耻。所谓的“气候危机”，不过是用来恐吓大众、推行特定政策议程的工具。它转移了人们对真正环境问题（如塑料污染、化学毒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注意力，却将矛头对准了生命活动本身。

停止对碳的妖魔化吧。我们不是地球的病毒，我们是地球的管家。地球从来不需要人类拯救，从来都是人类依赖地球生存。气候冷暖不是人类罪责，是天道自然轮回。只有摒弃这种基于恐惧和谎言的“碳原罪”论，回归理性与科学，承认自然的主宰地位与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我们才能摆脱这个世纪骗局的桎梏，真正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碳，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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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2013年文章——

科学与政治：“全球变暖”争议及其复杂性

文/江晓原      

一、 戈尔纪录片所宣传的理论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bert Arnold ‘Al’ Gore, Jr.）主持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2006）中，有一个相当搞笑的情节：大屏幕上显示着一千年来地球的碳排放曲线，戈尔为了强调该曲线右端所显示的近年全球碳排放的剧烈上升，站上了一架折叠升降机，一边嘴里嘀咕着“希望我不会摔死”，一边上升到了接近天花板处。这一行为艺术当然让现场听众笑了起来，同时也达到了加深听众印象的效果。戈尔为何要如此强调这条曲线？因为他相信一个理论：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导致地球温室效应加剧，从而使得全球变暖，而这条曲线和一千年来地球气温变化曲线（影片中就在碳排放曲线下方）是同步的。也就是说，从一千年的时间尺度来看，地球气温在近几十年急剧上升。所以，全球变暖被认为是一个事实。

戈尔极力宣传全球变暖的危害和环保的必要性，在国际上有一定市场，在中国也有相当影响。与上述纪录片对应的同名图书中译本也出版了，而“全球变暖”也被许多中国官员和媒体接受为一个事实。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认为，所谓的“全球变暖”是一个弥天大谎，一个骗局，一个阴谋。这种“阴谋论”得到一些美国和西方学者的赞同（甚至包括最初这一观点的提出者），同时也被不少中国公众所接受，或者被认为“至少有几分道理”。

其实“全球变暖”问题远不是一个“变暖”或“不变暖”的简单问题，它至少包括如下三个问题：全球到底是不是真在变暖？全球变暖真是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吗？即使全球确实变暖了，就真会引发全球灾难吗？戈尔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中，对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而且这部纪录片最大的篇幅就用在了论证第三个问题上。这当然也和影视技术有关——全球各处的自然灾害是最适合用电影手段来表现的。

但戈尔信誓旦旦的肯定，在学术上未必站得住脚。因为对于上面的三个问题，以现有的科学技术手段，任何一个都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以往千年的地球气温，当然并无确切的科学记录留存下来，只能借助各种技术手段进行间接推测。在无数的技术细节中，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空间。例如，地球气温即使真的在20世纪变暖了，这也未必就是以往千年中前所未有的^[1]，更何况这还未考虑更长的周期。再说，即使认同以往千年的地球气温真的在20世纪空前变暖了，要论证这种变暖主要是工业碳排放导致的，又需要引入一系列假说，这中间又有巨大的争议空间。对于第三个问题，“全球变暖”是否真会引发导致人类末日的全球灾变，情形也是类似的。这些问题都不是传统天文学、物理学那样的“精密科学”，无法给出明确的事实预言和实验或观察验证，所以也就无法获得明确的答案。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全球变暖”真是阴谋，那这阴谋是针对谁的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涉及更为复杂的背景。事实上，围绕着“全球变暖”有一系列争议，这些争议表面上是科学问题，背后其实都包含有政治问题——“全球变暖”争议已经成为“科学政治学”的典型个案。

二、 对“曲棍球杆曲线”学术造假的指控

要使全球变暖被广大公众接受为一个“科学事实”，当然要提供“科学证据”。这些证据中占有核心地位的是一条得名为“曲棍球杆”（hockey stick）的著名曲线，其实就是戈尔极力强调的那条曲线，形状也基本一样——只不过“曲棍球杆曲线”是直接陈述过去一千年地球的气温情况。曲线基本是水平的，只在右端明显翘起，状如曲棍球杆，故得此名。这条曲线是一个名叫米歇尔·曼恩（Michael Mann）的人在1998、1999年的两篇论文中公布的（论文都是三人署名，曼恩领衔），描述的是公元1000～1980年间的地球气温变化。前一篇文章发表在著名的《自然》杂志上。此人在他的学术敌人眼中，是一个小人得志、骤登大位的虚假“学术新秀”。曼恩的文章发表后，受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的高度重视，很快广泛传播，被数以千计的报告和出版物引用，也被克林顿政府当作全球变暖事实的证据。资历尚浅的曼恩本人也立马平步青云，被任命为IPCC有关气候报告的执笔人——这个报告有多个版本，曼恩是第三次报告（2001）的主执笔人，这项任命让一些资深人士颇为不满。

但是这条“曲棍球杆曲线”不久就被两位加拿大学者（S. McIntyre和R. McKitrick）揭露，它根本就是错误的。例如，曼恩选择北美西海岸山区的狐尾松（bristlecone pine）年轮来描述历史上的气候温度，然后赋予它在统计学上站不住脚的权重，使得构造出来的地球历史气温曲线符合自己的需要。两位加拿大学者的指控相当严厉，2004年曼恩不得不在《自然》杂志上刊登了一份“更正错误”的声明，不过他在声明中辩解说，这些错误“没有影响我们以前公布的结果”。

但这项指控引起美国国会的关注，“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委托当时美国国家科学院应用与理论统计学委员会主席E. Wegman教授组织专门小组进行调查。2006年Wegman提交了调查报告，结论是：曼恩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所以他论文中的分析无法支持他的结论。而且曼恩的“曲棍球杆曲线”是高度依赖统计学方法的，但是他和他阵营的团队都和主流统计学团体毫无学术联系，这也严重削弱了曼恩论文的学术公信力。

至此，“曲棍球杆曲线”变成学术丑闻。对于上述指控，曼恩在2012年出版的全力为自己辩护的著作《曲棍球杆和气候大战》（The Hockey Stick and the Climate Wars）中，作了相当详细的回顾^[2]。但曼恩为自己的辩护，事实上并不完全成功，这一丑闻使得“全球变暖”理论失去了一个重要支撑。由此引发一波从学术上清算“全球变暖”的浪潮，结论是对上一小节中的三个问题全部给出否定答案。而且这方面的学术争论很快越出象牙之塔，开始更多地进入公众视野。但是，如果我们将上述争议视为一起“学术造假”，并且产生朴素义愤的话（后来的“气候门”邮件泄露事件更容易催生这种义愤），那就很可能太单纯了。例如：如果说曼恩作为一个学术新人，野心勃勃急于上位，有学术造假的动机还可以理解，但是IPCC又有什么动机要造假呢？

三、 “全球变暖”与《京都议定书》

环境问题正在成为21世纪最大的政治问题，学者们早就指出，IPCC并非科研机构，而是一个政治机构。虽然有科学家参与其中的工作，但它的任务并不是探索有关全球变暖的科学知识，而是通过发布具有科学面貌和科学话语的评估报告，来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施加影响。在某些美国学者和戈尔的政敌看来，“全球变暖”问题背后隐藏着这样一条线索：“曲棍球杆曲线”支持了IPCC先前关于全球变暖的报告——IPCC的报告则支持了《京都议定书》——而《京都议定书》被视为戈尔为竞选总统所作的政治秀。

《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是一种国际条约，正式名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它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的补充条款。1997年12月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会议在日本京都制定，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京都议定书》已经于2005年2月16日开始强制生效，至2009年2月共有183个国家通过了该条约，但偏偏美国没有签署。一些美国人认为，《京都议定书》提议由美国和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来承担全部的气候保护责任，是不公平的。美国国会参议院事先就宣布它不会批准《京都议定书》。2001年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理由，拒绝批准执行《京都议定书》。中国早在1998年就签署了《京都议定书》。按照其中规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第一阶段不承担二氧化碳减排任务。

在今天的时代，还很少有普世的“政治正确”。对于不同的民族国家，“政治正确”经常有着不同的含义。例如，对于中国人民，只有不侵害中国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主张，才有可能是政治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戈尔的上述主张，《京都议定书》中要求美国和发达国家率先节能减排的主张，对中国来说可以算是政治正确的——尽管它被一些美国人视为“政治不正确”。当然，戈尔也不是美国的“卖国贼”，因为《京都议定书》毕竟也符合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比如在影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戈尔明确指出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了中、日、俄等国排放之和，那么要保护世界气候环境，美国当然应该带头，保护了地球环境美国人民同样蒙受其利，这恐怕也是戈尔为何能得到相当多美国人拥护的原因。

四、 对“阴谋论”的几种解读

面对上面这场公案，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可以有这样3条结论：第一，即使是“政治正确”的主张，也不能靠学术造假来支持；第二，世界上既有“政治正确”的伪科学，也有“政治不正确”的真科学；第三，不管“全球变暖”是真是假，大家都应该保护环境。

但仅仅认识到这三点是不够的，因为前面提到的“阴谋论”的施害对象还没有着落。对于这种“阴谋论”，可以有几种解读。

第一种是温和的：鼓吹“全球变暖”只是为了推动《京都议定书》，但用了曼恩涉嫌学术造假的论据来支撑，如将这一点视为“阴谋”固无不可，但这只是类似于想做好事却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其实呼吁发达国家带头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主张，本来没有“曲棍球杆曲线”的支撑也是可以成立的。

第二种，“鸽派”立场，鼓吹“全球变暖”。这种立场有可能在发达国家和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之间找到某种共识，比如像《京都议定书》所主张的那样，大家共同约束自己，发达国家带头约束。

第三种，“鹰派”立场，将鼓吹“全球变暖”指为“阴谋”。这种立场在发达国家和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之间无法找到共识，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

1. 如果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立场上，可以认为全球根本没有变暖，即使在变暖也和工业发展无关，也不会导致什么自然灾害，所以发达国家根本用不着约束自己。试图让美国约束自己就是针对美国的“阴谋”。

2. 如果站在激进的立场上，中国人也可以认为，既然全球根本没有变暖，即使在变暖也和工业发展无关，也不会导致什么自然灾害，《京都议定书》所主张的，要大家一起约束自己，也仍然是西方针对中国的阴谋，更不用说那种不约束发达国家只约束中国的企图了——例如奥巴马总统在电视讲话中曾这样说：“如果十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这样的言论，不被中国人视为阴谋才怪！

五、 “碳政治”和新能源

我们还可以用更为激进的观点来看待“阴谋论”。我们不妨认为；整个所谓的全球变暖问题，从根本上就是西方学者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包括两个层面：一、用科学手段和话语建构起“全球气候变暖”与地球灾变之间的联系；二、用科学手段和话语建构起人类活动（主要是工业活动）与“全球变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借助“温室气体效应”理论，将“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锁定为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由于这种建构充分利用了科学知识、科学手段和科学话语，因而相当成功。

那么建构出这样一套理论来，打算为谁的利益服务呢？在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全球变暖”、地球灾变（人类末日）这样的逻辑中，碳排放就在全球范围变成一个极大的政治问题，故有“碳政治”之说。“碳政治”是一种新型政治游戏，和传统的国际政治游戏有所不同的是，“碳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用科学话语和法律技巧来玩。在这场游戏中，潜在的、然而也是相当明显的获利者，就是西方的新能源集团。要想利用西方在新能源方面的技术领先地位。使西方获得更大更长远的利益，就需要让全世界尽可能多的人接受“碳政治”的理念。对此，戈尔的另一本书《我们的选择》就是非常典型的宣传样品。戈尔在书中逐个介绍核电、太阳能、风能、地热等等新的能源，但奇怪的是，对于所有这些新能源的一切局限性，例如核电的安全隐患、太阳能发电的并网技术难题、风能和地热的商业推广问题等等，戈尔完全不着一字，只是一味谈论它们的光明前景。

六、结论

无论全球是否在变暖，无论这种全球变暖是否主要是由工业化和碳排放导致的，无论全球变暖是否会导致全球灾害，保护地球环境总是正确的。但是，西方列强应该率先约束自己对资源的贪占，约束自己对污染的排放，这才有可能谈得上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公平，也才有可能与它们自己鼓吹的“普世价值”相吻合。

参考文献

• [1] 郑景云, 等. “气候门”与20世纪增暖的千年历史地位之争. 自然杂志, 2013, 35（1）: 22-29.
• [2] Michael E M. The Hockey Stick and the Climate Wars: Dispatches from the Front Lin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